日前，一名领导干部在会上说：“敬重是对同志的态度，班子就要搞好团结，上级说下级的坏话是无能的表现，下级说上级的坏话是无德、缺德的表现。大家要用心珍惜、用情呵护一起共事的缘分与友谊。”  对此，中国纪检监察报5月15日发文批评倡导如此上下级关系，称这不符合现代民主与法治的精神。

其实，好话和坏话都要分是当面说的，还是背后说的。一般背后说的，坏话居多。这种坏话是当不了真的，不过是流言蜚语、暗地中伤、嚼舌根，属于私德范畴，与公共生活中的民主和法治没有太大关系。讨论上下级关系中说好话还是坏话，应该是指当着面认真地（至少看上去是认真地）说出来的话。这才需要放到民主与法治的语境中来讨论。

在人们还远没有民主法治观念的古代，上下级当面怎么说话就已经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问题。上级对下级不说好话，或者哪怕是说很多坏话，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下级对上级怎么说话。下级不得不对上级说好话早就是普遍现象了。

所谓“好话”，首先是上级听了顺耳，觉得舒服的话。“好话”还可以是另外两重意思之一，或兼而有之：一、这话对上级有益；二、说话的动机（想要有益）是好的，不怀恶意的。这两重意思都极难确定。有益无益是由上级说了算的，说话者的动机是善良的还是心怀叵测也同样是由上级说了算的。因此，上级觉得不中听或者刺耳的话，是统统可以看成坏话的。

那么，下级怎么才能说出他自以为是对上级有益的好话呢。《庄子》里有一个“华而不实”的故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齐景公对晏子说：“东海里边，有古铜色水流。在这红色水域里边，有枣树，只开花，不结果，什么原因?”

晏子回答: “从前，秦缪公乘龙船巡视天下，用黄布包裹着蒸枣。龙舟泛游到东海，秦缪公抛弃裹枣的黄布，使那黄布染红了海水，所以海水呈古铜色。又因枣被蒸过，所以种植后只开花，不结果。”

景公不满意地说:“我装着问，你为什么对我胡诌?”

晏子说：“我听说，对于假装提问的人，也可以虚假地回答他。”

这个故事也收在古代笑话里，可是，今天人们阅读这个故事，未必都真的会笑出来。先秦的古代笑话中不少是像“华而不实”这样的“笑话”，如自相矛盾、削足适履、买椟还珠、杞人忧天、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东施效颦等等。这些笑话都谈言微中，能透彻入微地击中某个问题的要害。

就“华而不实”的故事而言，有的人会觉得齐景公可笑，居然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晏子很智慧，幽默地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晏子有些犬儒，明明知道齐景公在瞎问，却还一本正经说让他中听的好话，跟着他瞎胡调、捣浆糊。要是齐景公不接着再问他为什么胡诌，那晏子的好话或智慧岂不就成了附和和谄媚？

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所有的王者（或上级）都像齐景公那样明白或愿意承认自己是在瞎说，而下属在顺应着他的喜好并随声附和时，也很可能并不是为了提醒在上者的谬误，而反倒是鼓励他更过分地瞎说。大跃进的时候，有科学家证明粮食准能亩产万斤。要是当过农民的领导人问科学家，“我假装相信，你怎么也跟着胡诌”，也许科学家可以给他一个晏子式的回答：“我听说，对于假装相信的人，也可以虚假地为他提供科学证明。”可是，领导人并没有这么问他，所以，科学家的附和行为只能到此为止，他说的那些在上者顺耳、中听的话便只能是一些无原则的瞎话。

“华而不实”的故事之所以被看成是一个“笑话”或一则“幽默”，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谲谏”——用幽默的方式在规劝王者，虽然齐景公有什么是需要劝谏的其实并不清楚。谲谏是一种受到称赞的和时而有效的戏谑。有这种能力与作为的不乏有伶人（如优孟、优旃）和廷臣（如东方朔、纪晓岚）。他们“谲谏”的成效取决于王者的容忍和好心情。在今天提倡民主法治的时代里，重要是是说真话，而不是想方设法让在上者觉得耳顺或高兴的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