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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新冠疫情下,我们如何反思互联网言论

  灾难会不会重新来到?拯救会不会降临人世?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已经有不少文章讨论了疫情所暴露出来的人类文明或现代文明问题,并称之为“文明危机”,我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因为发生危机的主要是现代生活方式(如城市居住、农耕畜牧、饮食偏好、行为习惯),而不是人类文明本身。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把语言、家庭、私有财产、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形式。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在小说《门罗医生之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里以讽刺的方式描绘了“兽人”建立它们“文明”的努力:发明宗教、法律、组织家庭、维护秩序、惩罚异己,但是,兽人们的努力失败了,当兽造文明失败的时候,兽人又变成野兽:茹毛饮血、杂交和乱交、弱肉强食、撕咬杀戮,一句话,因文明的危机和崩溃而回归野蛮状态。不难看到,在今天的人类世界里,并不存在这样的文明危机。

  伯克利加大教授凯伦•奈亚里(Kamran Nayeri)有一篇文章,叫《作为文明危机的新冠肺炎的流行》(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s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其主要观点是,新冠病毒不是文明的终结者,但它是一场测试。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观点,那么问题是,测试的是什么呢?测试的可能是政府的运作是否有效和及时、体制是否优越、经济制度是否稳固和强大、医疗和保健体制是否完备和有效、产业链是否安全、人与自然或野生动物界的关系是否和谐,等等。但我认为,受到更严重测试的是我们的人性。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内战、瘟疫或大规模国际冲突都会引发具有测试意义的危机:测试军事和国家组织能力,领袖人物的远见或睿智、整体制度的安全运转、民众的忍耐力和团结精神等等,但没有哪一次不是首先考验人性的:领导人物和普通民众的人性。不同的危机之间有共同的地方,也有特殊的表现。在人类的记忆中,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恐怕是自从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头一次。因此,不妨从普通人在互联网上的行为表现来观察这次新冠疫情的人性危机特征。

  瘟疫下的人性危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瘟疫不同于任何一种自然灾害,瘟疫的本质是人祸。瘟疫不同于地震、台风、火山爆发、海啸这样的天灾,这类天灾是突然发生的,无论后果多么严重,从性质上说都是突然发生,也突然结束。瘟疫不同,瘟疫是一个过程,从爆发、扩散到遏制,都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哪一个环节有人为的延误或不当处理,瘟疫也就成为不折不扣的人祸。2002年的SARS病毒传染和今天的新冠病毒大流行都是这样。在整个瘟疫发生过程中,人的因素,包括行为动机、心理反应、解释或辩解、罪责归因,莫不与人性有关。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暗示,瘟疫是一种可以与内战类比的灾难,因此,研究者们经常会把第二卷第5章《瘟疫及其影响》和第三卷第5章《科西拉的革命》放在一起讨论,而讨论的主题就是人性。这两章都是第5章,可能不是巧合。

  雅典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忍受肉体的病痛和死亡,这是对个人是否幸运或是否有抗病体力的测试。通不过测试的人就死了,他们的失败唤起的是我们的怜悯和悲哀,而不是批评或责备。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

  但是,疫情是对社会中其他人的人性测试。在雅典瘟疫的施虐下,活着的人不再好好埋葬城里的死者。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今天的疫情期间,死者没有最后的尊严,他们中有的遗体被当作垃圾一样处理。修昔底德描绘道,有许多死者的尸体躺在地上,没有埋葬,吃人肉的鸟兽都不敢跑近尸体,如果尝了尸体的肉,后来就会死掉,“所有吃肉的鸟类完全绝迹;在尸体附近或其他地方,都看不见有这些鸟类。……这为狗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因为它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雅典人因为毫无希望,完全屈服了,他们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和力量,“对宗教或法律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他们丧失了勇气和荣誉感,不再遵守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这是比瘟疫更可怕的事情。修昔底德写道,“由于瘟疫的原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做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常常是隐藏起来的。”人的恶劣本性在极端的境遇下充分暴露出来。

  战争下的人性扭曲

  科西拉内战是修昔底德观察的另一个扭曲人性的极端境遇。科西拉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在科西拉发生内战时,我们看到了与今天在互联网上恶性争斗相似的人性幽暗和沦丧。不同的是,内战前的科西拉是相对和平和理智的,而互联网则不是这样一个地方,已经在滋生阴谋与恶斗。但疫情更加空前地增强和放大了互联网上的幽暗人性。

  互联网上发生的是不用刀枪的内战,如果语言暴力可以杀人的话,互联网上早就血流成河、哀鸿遍野了。相比起刀枪的暴力来说,语言暴力虽然看上去比较“文明”,但显露的人性黑暗却一点也不逊色。

  科西拉内战在“民主派”和“贵族派”之间进行,内战使得科西拉人陷入了一种类似雅典瘟疫的极端境遇。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剧烈变化,本来是同一城邦的邻居、朋友和熟人,但却因为内战和互相杀害,“科西拉人继续屠杀他们自己的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害的,或者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有各种不同的死法。”

  内战使科西拉人陷入了一种非友即敌的心态,随即发展出与之一致的斗争策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正如在这种形势之下所常发生的,人们往往趋于各种极端,甚至还要坏些。有父亲杀死儿子的;有从神庙中拖出,或者就在神坛上屠杀的。”同样,由于互联网上的内战,父子绝交、夫妻反目、邻居结仇、朋友圈撕裂、互相拉黑的事件不断在发生。

  按道理来说,互联网应该是一个让人说话、讲道理的地方。说话和讲道理应该是有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起码的礼仪规则就是和和气气、不谩骂、不造谣、不捏造、不怀恶意。一般人在正常的情况下都能按照这样的交谈规范要求自己,不然就会有失体面,被人看不起。人都是有自尊的,不想让自己因为不体面、无教养的行为丢人现眼。但是,网络发生言论观点内战或外战的时刻,这样的规范便不起作用了,而且还会形成一种“逆向规范”,那就是对规则反其道而行之。

  逆向规范的作用在修昔底德描述的科西拉人内战行为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一样地遵守比较高尚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不愿去做的事。但是,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

  敌对人群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改变了人们对正常规范下恶劣行为的看法,“过去被看作是不瞻前顾后的侵略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思想被当作软弱的外衣;从各方面了解一个问题的能力,就是表示他完全不适于行动。猛烈的热忱是真正大丈夫的标志,阴谋对付敌人是完全合法的自卫。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

  人们开始把坏事当好事来做,这时候“常用辞句的意义也必须改变了”。只有故意扭曲和改变辞句的意义,才能使以前的好事现在变成了坏事,坏事现变成好事:“瞻前顾后”变成了“畏缩不前”,“不择手段”变成了“足智多谋”,“残忍”变成了“勇敢”,“同情”变成了“懦弱”,“权术”变成了“智谋”。

  网络上的内战也使得网络语言和行为发生这样的逆转,毒舌刻薄变成了“犀利痛快”,造谣变成了“策略”,欺骗变成了“斗智”,谩骂变成了“斗勇”。一切以前被人们鄙视、视为无耻的言论方式都变得合理、正当,成了富有斗争智慧的高超手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公众人物:学界名人、发言人、网红、专家在公共场合、自媒体,或者推特上说起谎来不但不害臊,而且还洋洋得意。这就是人性在羞耻心和善恶分辨能力上发生恶性蜕变的后果。

  因此,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染病的可怕和恐怖,而且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性蜕变。在科西拉内战的极端环境里,人性中最黑暗的仇恨和暴力暴露出来,并且无限膨胀,最后完全丧失了良心和怜悯。修昔底德认为,造成人性如此扭曲和堕落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某种恶的极端环境,瘟疫是如此,网络上的言论战争也是如此。

  人性中本能的越轨冲动

  人性中有一种天然的越轨冲动,越轨行为给人带来刺激和兴奋的快感。二战中的美国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说,“大多数规则是订出来被破坏的”,对这句话积极的理解可以是“不破不立”或“造反有理”,但从人性来看,则可以理解为“不存在没有人不想破坏的规则”。

  倘若人性中没有越轨的本能冲动,那又何必订出防范和限制这种冲动的规则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某件事情被规则所限制,那它就不是绝对必须如此,也不是首选如此。例如,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日常生活中,诚实和真实都是言论的规则,这意味着说谎和欺骗是现实中存在的一种人的自然本能冲动,但是,人并不是非说谎或欺骗不可,而且,说谎和欺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当作是“必须如此”或者“最好如此”。否则,谎言和欺骗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既然谎言和欺骗能带来超过诚实和真实的好处,那么,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谎和欺骗吧!

  在激烈对抗、仇恨和敌视的极端情况下,人破坏规则的冲动会剧烈地增长,因此会做出平时情况下不会去做的事情。许多不端的网络行为都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的,而这种极端状况则是被某些人蓄意营造出来的。修昔底德对科西拉内战的描述让我们看到,在极端敌意和对抗的情况下,人性中最阴暗的非理性、报复、仇恨、暴戾、嫉妒、幸灾乐祸就会猛烈抬头,并获得充分发泄的借口和理由。这些都是当今网络暴力的特征。

  网络暴力的非理性在于,我怎么骂你都可以,但你绝对不能骂我。谩骂者不是不要言论规则,而是只要对他自己有利的规则,并维护他破坏其他规则的权利。放暗箭、使诡计能够让人既安全又有效地报复敌人。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如果机会到了的话,首先大胆地抓住这个机会的党人,乘敌人之不备,得到报复,这种违背信约的报复比公开的进攻更为称心。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比较安全些;同时,利用诡计取得胜利,使他们有一个精明的美名。真的,大多数的人宁愿称恶事为聪明,而不愿称头脑单纯为正直。他们为第一种品质而自豪,而以第二种品质为耻辱。”

  越是言语粗鲁暴戾,满怀仇恨,越是对敌方刻薄恶毒、幸灾乐祸,就越会被同党视为立场坚定,敌我分明。这样的仇恨言论造成一种“比嗓门”的效应。你要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嗓门就必须比所有人都高。因此,仇恨的强烈程度也就会在同一人群中无限制地不断拉高。为了达到这种效果,经常会做出就算不利己,也要损害他人的事情。修昔底德说,人们做出邪恶的决议,有野蛮而残酷无情的行为,甚至“不是为着图利,而是因为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使他们参加互相残杀的斗争。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也总是易于犯法的。现在因为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很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

  一个国家里这种言论行为的败坏,会变成国民品格的败坏。我们谈到了疫情期间互联网上恶质言论和幽暗人性的一些特征,但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言论和国民品格的败坏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的所有领域。通不过人性测试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极高分贝的声音却会让人错误地以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或者甚至全部。改变这种可怕现状的唯一办法是在网络或别的媒体上,在公众社会里,让人们发出并能听到理性、真实、持平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仅代表优秀的说理,而且也代表正直和高尚的人性。

  /本文转载自北大金融评论杂志(pfr_2019),原刊于《北大金融评论》总第4期(2020年第3期),转载请联系版权方并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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