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报道《阎连科回应李陀：感谢批评，我的小说将继续“狗pi”下去》，说的是不久前上海书展的一场文化沙龙中，批评家李陀与许子东进行对话，在谈到作家阎连科的作品时，李陀说，“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怎么写这种东西？……我说你写那个狗pi《风雅颂》，狗pi小说”。阎连科对此作了回复，自我调侃说“将继续‘狗pi’下去”。有读者评论道，“文人相轻，自古如此”。

我们都知道“文人相轻”这个说法，至于如何理解这个说法，一般人很少会去思考。他们会把“文人相轻”理解为，文化人因为妒嫉心重，所以会互相看不起，互相贬低、互相说坏话。更加恶劣的是，文人相轻是因为知道知己艺不如人，所以故意损毁别人，抬高自己。总而言之，文人相轻是一件坏事。

其实，文人相轻的“轻”并非是一种单一的情绪判断反应，而是可能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因素：第一是批评，也就是看到缺点；第二是轻蔑，也就是蔑视或鄙视。批评是正常的，而鄙视则需要克制。

“相轻”是不以为然的意思，虽然是负面的，但也可以包含积极的批评，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有原则的批评远比无原则的相互吹捧要好得多。但是，批评需要用理性说理的方式，要避免使用过度情绪化的语言。如果一个批评者使用了过度情绪化的语言，如“狗pi”，那是他的个人修养和人品问题，并不影响正常批评的正当性。

如果能坚持理性说理，那么，文人相轻不仅无害，甚至还可以是有益的。因为对一个文人的作品来说，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批评，基本上都是来自其他文人。这里面有一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道理。

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有水平，不能只看他有多少粉丝，同行的专业评价更加重要。他可能有很多粉丝，但粉丝是把作家当“明星”来热爱和追捧的，他们未必具有足够的艺术判断和价值思考能力。他们的赞扬会有许多情绪化和非理性的成分，是一种“外行看热闹”的现象。

相比之下，同行的文化人看问题就会更专业，更理性，因此会在作品中察觉一些外行人难以察觉的弱点或缺陷，其中包括作者的洞察和分析能力，语言表达，思考深度，社会关怀等等。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同行的文化人还会因为观念原则或政治立场的分歧而互相否定或轻视。这些都是外行人在看热闹时所不关心的。

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初的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神曲》就被曾被否定和轻视过。18世纪英国诗人，史学家和批评家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 1728-1790)就认为《神曲》是一部“令人厌恶”(disgusting) 的作品。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 1733）里断言，“欧洲再没有人读但丁了”。事实上，18世纪阅读但丁的人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17世纪初欧洲讨论但丁的论述还寥寥无几，18世纪的论述就已经完全改观。18世纪作家否定和轻视但丁与他们对神学的反感有关，这就像1950年代否定或轻视胡适与批判他的自由主义和政治立场有关一样。

在“相轻”的关系中，要做到批评而不蔑视确实是不容易的。这主要是因为，同行之间有一种似乎自然的“近而狎”的关系。狎就是不庄重。近而狎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英语里有“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说法，跟中文里的“熟生蔑”是一个意思。

不要说是熟悉的作家朋友，就是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作家，也会因为共同的文字兴趣而产生互相熟悉的感觉，很容易出现“熟生蔑”的现象。美国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的哲学教授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指出，轻蔑是一种与怨恨（resentment）和愤怒（anger）有关联的情绪，只是对象不同而已。怨恨的对象是比自己地位高的他人；愤怒的对象是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他人，而蔑视的对象则是不如自己的他人。你蔑视的对象不一定真的不如你，但蔑视的行为对那个对象有贬抑作用（如公开称其作品为“狗pi“），你蔑视他，事实上就把他放在了一个低下的位置上。

因此，蔑视是一种对他人有伤害性的态度，应该加以克制才好。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不坦率。但是，避免伤害要比坦率更为重要，康德曾经说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是不坦率的。”并不是说康德不在乎人际交往中的真实和坦诚，康德自己是很在乎这个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一个道德、政治或文化的共同体是正派的，那它就会要求人们在公开表达某一突然想法和感受时，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克制。康德认为，蔑视是特别有害的，因为蔑视的对象经常是被非人化的（如比喻成狗或别的动物）。康德不赞成蔑视，是因为广泛的公开蔑视有可能破坏所有的人际关系，甚至破坏人类社会本身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