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则带图片的推文，图片是地上躺着两排死猪，身上有红色的瘀斑，还有土灰，非常恶心。图片的推文解释是，“前一天被挖坑掩埋的患瘟疫的病猪，当天夜里就被当地人挖出，装车拉到异地欲贩卖。这是高速路上被截获的患瘟疫的病猪”。我的第一反应是，人性怎么能泯灭到这个地步，不由得想起网上的一句话“中国需要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重返人类”。

今天，异地互害、易粪而食的消息已经远不如以前那么令人震惊。蒜农不吃自己种的大蒜、种木耳的不吃自己种的木耳、种稻子的不吃自己种的大米，像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媒体上（也许还可以添上假疫苗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人的震惊和愤怒已经被绝望和麻木所代替。

人们关心这样的事情大多是出于担忧自身的安危。他们看到这些问题中的制度因素，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人愤激地说，取消特供，食品安全的问题就解决了。但问题哪里是这么简单。制度的原因是明摆着的，而改变制度的可能即便有，也是非常遥远。因此，除了自求多福，哪里还有别的安身立命之道？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是不是什么都做不了了呢？我想不是的。对人性的启蒙也许就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在把社会问题归咎于制度的同时，对人性的晦暗——如贪婪、妒嫉、自利、势利、虚伪、自欺、轻信——似乎应该有更多的认识。

这些人性的特征是所有人类都有的，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会表现得如此恶劣和不堪？如此沉沦，真不知伊于胡底。

这看上去是道德的堕落，其实是人性的崩塌，因为许多事情已经超越了“是人就不能去做”的底线。因此，重返人类需要在人性和人性认识上重返人类，这是人认识自己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苏格兰启蒙哲人休谟在《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1740）里，把对人性的认识称为“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他指出，人的科学是所有其他科学唯一可靠的基础。人需要先认识自己，然后才能认识自然哲学、宗教、社会或政治制度。

在人的科学里，人性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这就认可了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性。即使在不一定得到神恩的情况下，人也能在人世间进入更佳道德境界。然而，这也意味着，需要谨慎防备人性中某些因素可能带来的破坏（自私、野心、贪婪、虚荣），并设计合理的制度来加以约束。

对人性保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怀疑，但不放弃对人类能力和未来的希望，这在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那里有非常典型的表现。1793年法国革命期间，他写道，“人类最强烈的激情和最危险的弱点，野心、贪婪、对名声的正当或不正当热爱，全都调动起来，破坏对和平的期待和责任”。即使对慈善机构他也保持着警惕，1820年他写道，“要监督慈善机构的管理不善，走向它自己原来目标的反面，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困难的了”。1823年大选前，麦迪逊对选民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大众最关心的不过是收成的好坏和作物价格的贵贱”。

 “人性”（human nature）与“人的本质”（the essence of man）是不同的。像麦迪逊这样的思想家并不以抽象或一般化地分析人的本质为己任，他们关注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来了解的人的行为及动机，这是他们所说的人性。例如，人有野心、有私利心、贪婪心，人也有同情心、恻隐之情、羞耻感和荣誉感等等。

相比之下，对人的本质的确定则经常是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抽象或提炼，如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理性动物、阶级动物等等。务实的人性思考者是从经验观察来谈人性的，当他们说人性包含野心时，他们并不是说野心是人的本质特征。他们认为，贪婪是可以遏制和自我遏制的。这样看待的人性所呈现的是偶然(accidental) 而非本质（essential）特征。也就是说，贪婪是人性的特征，但并非是人必贪婪。再多的人贪婪，那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因为贪婪并不是人的本质特性。

偶然与本质的区分对我们认识人性与制度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好的制度可以帮助抑制人性中一些不良或有害的特征，自私、贪婪、虚荣、名利心、野心等等，而坏的制度则会助长这些特征，导致个人行为或公共行为的腐败。制度对人性，而不是人类本质有引导、调适和塑造的作用，原因也正在与此。

改变人性的某些特征，前提是承认它们的合理性，目的是尽量防止它们对社会共善形成危害。在人性上重返人类不是要早就超人类的圣徒，而是像其他人类一样，至少给自己的行为划上一条“是人就不能去做”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