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以为，爱国主义是在出现了现代民族国家之后才有的，换言之，“爱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定产物。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爱国”是一种人的情绪，与其他其他情绪——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一样，爱国自古就有。只是随着“国”的性质以及个人与国的关系的改变，爱国这种情绪的内容和政治含义才发生了改变。

“爱国”（patriotism）是个人对其视为“祖国”的一种依恋情绪。在罗马时期，patria（祖国）就在“忠诚”的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拉丁文的patria虽然可以翻译为“祖国”，但它指的并不只是一个“地方”，而且更是与家族联盟、责任与权利有关的“美德”。在这些责任的美德之外，还有一种远为模糊不明的情感，那就是“爱”。雄辩家西塞罗以谈论爱国而著称，他认为，对patria的爱应该超过对家庭和子女的爱，因为patria就像一位慈父（同一词源），“本身就包容了我们所有人的爱”。对祖国的爱还有崇敬这一层意思，对祖先的崇敬和对祖辈信奉的神的崇敬。爱国曾经对支撑罗马帝国起过重要的作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patria这个说法也就很少再被使用，它的神圣光环也黯然褪色，剩下的意思不过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罢了，如法语中的pays，或德语中的Heimat。16、17世纪，拉丁语patria一词原来的崇敬和爱都被转移到了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一个拥有一国至上权力的人，那就是国王。一直到18世纪启蒙时代，这个观念上才发生根本的改变。

爱祖国等于爱国王，这和我们熟悉的爱国即忠君是差不多的。在欧洲，只有在少数没有国王的地区，如意大利的小共和国里，原先罗马爱国的含义才被保留下来。基督教也有它的patria和慈父，patria从人世间转移到了天国王朝和圣城耶路撒冷，慈父则是上帝。人有群体归属的需要，也有对慈父的心理依赖，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国，这种依赖和需要本来与善和德并无关联，但却能从善和德获得必要性和正当性。

到了启蒙时代，法语的patrie（祖国）与nation（国家）有了区别，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它们包含两种非常不同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虽然都要求“爱”，但却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爱。在nation的关系里，臣民爱君主，是不允许不爱，不爱是大逆不道，说是爱“国”，但那个“国”其实只是君主的投影。因此，爱国就是爱君。君王如父，臣民如子，父慈子爱，父命自从，这不仅仅是方便的类比，而且还与古代罗马的家庭法有关，罗马的父亲有权决定子女的生死，与君王对臣民有生杀予夺大权是一样的。

在patrie（祖国）语境中的“爱国”就完全不同了，启蒙时期著名学者德若古(Louis de Jaucourt)在1765年为《百科全书》所写的patrie词条里强调“专制缳轭下不可能有祖国”，“祖国”只有在公民将国家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的民主国家里才有可能。一旦国王本人被视为对国人自由的威胁，他便不能等同为国家，这时候，“祖国”也就意味着反对君王。法国词典学家布雷（André-Quentin Buée）于1792年写道，“法国人对国王的热爱变成了一种对国家的背叛”。国王与国家越来越对立起来，“爱国”成为反君主政治的试金石。

但是，推翻国王的革命并不一定给国人带来自由，而当革命暴政成为国民自由的威胁时，“祖国”也同样意味着反对革命暴政。将祖国与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某种权威或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是启蒙时期的一个新观念，至于这个观念是否成为一个具有主导性的观念，那是另一个问题。这种自由被视为人民福祉最重要的部分。德若古指出，“哲学家们知道，patrie这个字来自拉丁的pater，指的是父亲与子女（不只是“父”），因此它表示的是我们对家庭、社会和一个自由国家的深情，它们的法保障我们的自由和福祉”。个人爱国，这个爱不是臣民亏欠君王什么忠诚，而是因为他的自由和福祉受到保护，这才由衷感戴和热爱。

这样理解的patrie，它不就是nation，而更是一个共同体和法治群体。个人有爱它的责任，是因为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是一个公民，不是臣民。德若古写道，“专制之下是没有patrie的。我们对patrie的爱引向道德之善，而道德之善则也引向对patrie的爱”。他还特别指出，爱国不是一种任何人都有的“虚幻义务”，而是一种公民才必须珍视的“实在道义”。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个人对patrie的爱之所以是一种“政治美德”，是因为他愿意遵守共同体的法，并因为遵守法治而作自我约束。但是，这种爱只是一种情感，它并不要求有爱意的人对别人变得慷慨，变得更有勇气或更坚强。而且，爱国并不一定是知识的结果。一个人爱国并不需要对国家制度、政权运作真正有什么知识的理解，可以纯粹是情绪使然。但是，既然爱国是爱法治共同体，那就需要能对善法和恶法有分辨的能力。人们爱国，不应该是盲目的，更不应该是“不管是对是错，都是我的国家”，因为事实上没有人会爱暴君，也没有人会愿意为暴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