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语言中的“任性”

徐贲

有一篇《翻译不知道如何翻译“大家都很任性”》的报道说，全国政协发言人在回应反腐问题时表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反腐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用网络热词，“大家都很任性”。译员当时与发言人沟通，询问“大家都很任性”是什么意思。这虽然不过是一则“花絮”报道，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在公共话语中使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作清晰的表述。

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任性”是一个贬义词，说一个人任性，是指他由着性子，没有约束、放纵胡为、不负责任。说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反腐问题上“任性”，会让人以为，这样的反腐是随意胡来，既无道德依据也无司法章程，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难怪翻译会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了。

翻译必须是认真的，要吃透了说话者的意思才能正确地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认真的翻译必定不能“任性”。翻译不知如何翻译，是因为说话者自己太任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弄得别人摸不透他的意思——“反腐”是一件好事，怎么用“任性”这个贬义词来说明它的成就呢？怎么能说反腐是任意胡来呢？

其实“任性”本来是很容易翻译的(They just do what they want to do)。翻译无从下手，不是因为她缺乏能力，而是因为说话者太随意，忽视了公共话语的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包容性”。

在美国，公共说理教学课上都会向学生介绍使用“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的重要性。既然是在公共场合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那就应该清楚明了地让大家能听懂。这不仅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交谈伦理的问题。“不包容”的实际效果就是“排斥”，例如，如果在场的人都是中国人，有的懂英语，有的不懂，那就应该说汉语。如果必须使用英文的某个专门说法，那就一定要提供一个汉语的翻译。

即使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之间，也有包容和排斥的问题，最常见的排斥性语言就是“俚语”（slang）和“行话”(jargon)。老师会要求学生，在公共发言时不要使用俚语和行话，因为这样的语言只是在特殊的人群中使用，其他许多人会因为听不懂，而被实际排除在语言交流之外。

网络上的“任性”，如果它的意思与大多数人在规范语言中所说的意思不合或相矛盾（如贬义变成了褒义），那么，它就是一个“俚语”。“任意”这个俚语是在特定小群体中使用的语言，使用它的人数再多，与使用汉语的整体人群相比，也毕竟是小群体。 更重要的是，俚语是一种非规范的语言。语言学家Bethany K. Dumas 和 Jonathan Lighter甚至将俚语称为一种“故意的误用”。

另一种具有排外性的小群体语言是“行话”(jargon)，如医生、律师、专业人士之间使用的特殊语言（词汇或说法）。医生们之间讨论一个病人的病情或治疗可以用行话。但是，如果要对病人作出解释和说明，就需要用病人听得懂的语言，不然就会把病人实际排除在交流之外，或者根本就是故意用病人听不懂的话在忽悠他。

“俚语”往往很难翻译，因为俚语的说法不仅仅有一个“意思”，而且带着某种难以传达的态度、情绪、姿态、好恶。语言学家Michael Adams称俚语为一种“阈限语言”（liminal language），换句话说，是一种处于意识边缘的，勉强感觉得到的语言。他指出，“就算是有语境，也经常不可能说清一个俚语的用意和弦外之音。”

几年前，“不折腾”这个俚语被用作一个新政治词汇的时候，也碰到了怎么翻译的问题。有人试图把这个说法翻译成英语，其中有我的同学或老熟人，他们英语都挺棒，但却还是无法把这个说法翻译成贴切的英语。与贬义仍然是贬义的“不折腾”相比，贬义变成了褒义的“任性”更是一个翻译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