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周刊》的教训发生一月有余，欧洲再次发生恐怖主义袭击。日前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突发枪击案，枪手的目标与巴黎《查理周刊》恐袭案如出一辙——曾讽刺穆 斯林先知的69岁瑞典漫画家维尔克斯。据报道，案发时，法国驻丹麦大使齐默雷及维尔克斯等人正在参加该中心举办的一场讨论活动，题为“艺术、亵渎与言论自 由”。自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枪袭事件发生后，随着多国媒体广泛报道和谴责恐怖主义的暴行，关注点转向对言论自由和公共言论伦理的讨论。在我所知 道的多种观点表述中，讨论的要点都落在“言论”上，而很少涉及与这个事件有关的那种特定的言论形式，那就是幽默。

表示公共意见的幽默

表示公共意见的幽默，它的伦理与一般言论伦理有所不同，要比较更严格一些，这是由幽默与一般论述的区别决定的。用作批评的幽默是一种攻击性（aggressive）的幽默，它不 是幽默的唯一用途，但却是幽默中最具伤害力的一种。它的两种主要形式就是讽刺（satire）和戏仿（parody），不少攻击性的幽默会诉诸挖苦、嘲 笑，甚至借助亵渎、性、暴力的取笑和嘲弄。因此很容易被当作一种“仇恨语言”。即使在保障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里，仇恨语言也是违法的，更不要说是违背公共话语伦理了。

2014年11月11日，《旧金山纪事报》刊登一篇《口技表演禁口令：不准开玩笑》（Gag Order Issued against Ventriloquist – No Joke）的报道，说的是南非白人口技木偶表演者、著名喜剧演员柯赫（Conrad Koch）被法庭禁止用玩笑批评白人歌手霍夫梅(Steve Hofmey)。柯赫经常出现在南非的电视节目中，他用一个名叫“不在”(Chester Missing)的宽脸木偶用滑稽表演的形式来评论南非的政治事件和种族问题。

霍夫梅曾于11月3日在推特上说，在南非执政的非洲人国民 大会歧视对待南非白人。在另一则脸书评论里，他对以前种族隔离制度下种族分离的“优点”发表看法，“族隔离制度是残酷、不幸和无法维持的，但是，究竟是什 么原因才造成这种令人发狂的隔离？”柯赫认为霍夫梅发表的是种族主义言论，所以号召南非人抵制这位歌手。

如果柯赫是用一般的说理而不是滑 稽幽默来批评霍夫梅的言论，那么他有这么做的公民权利，一般民众也会将此视为“就事论事”而非“个人攻击”。即使霍夫梅把他告上法庭，法庭也未必能对他下 禁口令。但是，滑稽说笑的批评会有“恶意攻击”之嫌。因此，霍夫梅以“仇恨言论”控告柯赫，而法庭则也以此对柯赫下了禁口令。

嘲笑引发的历史血案

希腊人早就认识到嘲笑的伤害性，柏拉图说，人在察觉到别人的弱点时发笑，笑是对他人的间接攻击。亚里士多德说，笑来自对他人的羞辱和贬低。阿拉伯人对笑有类 似的认识。中世纪时，阿拉伯部落出征打仗时都会带着“讽刺诗人”（satirist）。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在《解析讽刺》（The Anatomy of Satire）一书里介绍，阿拉伯的讽刺诗人会在战斗前夕写作一种叫Hidja的幽默诗篇，嘲笑对方部落领袖愚蠢无能。开战时，讽刺诗人站在最前排战士的 行列里，高声朗诵诗篇，以打击对方的士气。如果战斗胜利，讽刺诗人就会和最勇敢作战的战士一起接受荣誉的表彰。在中国，嘲讽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刺向敌人 的匕首”，就是因为嘲讽特别尖酸刻薄，形成明确的敌我壁垒，“自己人”会觉得特别痛快、解恨，而那些被当作“敌人”来对待的则会特别愤怒并寻找报复。

历史上有许多因被玩笑而激怒，进而残酷报复的例子，当然，这不等于说报复就是合理的和正当的。有一次，马其顿的独眼国王安替格纽斯一世 （Antigonus，公元前382-301）派他的厨子去召唤诗人昔欧里特斯（Theocritus of Chios），昔欧里特斯开玩笑说，“我知道你要把我让Cyclops生吃”。Cyclops是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独眼怪兽，昔欧里特斯既开来厨子的 玩笑，也开了独眼国王安替格纽斯的玩笑。厨子很生气地说：“好吧，你不闭上你的臭嘴，要付掉脑袋的代价。”他回去报告国王，国王大怒，处昔欧里特斯死刑， 但又说，只要他“站到国王的双眼前”就可获缓刑。国王是独眼，所以昔欧里特斯说，“缓刑是不可能的”，又一次提醒国王是独眼，于是便被处决。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诗人索塔德斯（Sotades of Maroneia）对国王托勒密二世（Ptolemy Philadelphus,公元前308-246）说，阿尔西诺伊二世(Arsinoe II)娶王妹为妻，把他那“家伙放进不神圣的洞里”。托勒密二世把这位索塔德斯装在铅铸的坛子里，沉到了海底。罗马共和末期的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是一位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凯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演说家西塞罗用玩笑攻击他，他不仅处死西塞罗，还命令用钉子 把西塞罗的头颅和双手钉在罗马的演讲坛上。

纳粹法庭处死天主教教士约瑟夫·穆勒（Joseph Müller），因为他说了一个笑话：一名德国士兵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临终前，要求牧师在他身边一侧放一张希特勒的画像，另一侧放一张戈林的画像。牧师问 这是为什么，士兵说，“这样我就可以像耶稣在两个贼人之间那样死去了。”《圣经》里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的伤口裂开，不停地流血，十字架两旁钉了 两个贼人。人们咒骂耶稣，有如他们咒骂那两名贼人。

1984年伊拉克将军奥玛·阿尔哈查（Omar al-Hazza）开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母亲的玩笑（侯赛因和他的四个兄弟都不是同一位母亲所生）。阿尔哈查遭到了极可怕的惩罚，他和几个儿子当着他们 妻子的面被割掉了舌头。然后，阿尔哈查家的男性成员在阿尔哈查眼前被处死，他的女儿们则被逐出家门。最后阿尔哈查本人也被处决。

嘲笑和讽 刺经常会被当作一种与诅咒一样恶毒的“仇恨语言”，开玩笑的人会说，谑戏而已，何必当真。但是，玩笑的对象并不会那么容易释怀。诅咒的恶毒，不一定在于诅 咒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后面那种带有仇恨、敌意的恶意毒念。这种恶意毒念可以隐藏得很深，变得极难察觉，而越是难以察觉的恶意毒念，则越被看成是一种毒辣 的诅咒。被嘲笑者的感觉也是类似的。所以开玩笑不能不看对象，自以为无害的玩笑可能对他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政治笑话”与公民言论自由

幽 默不仅有引人发笑的作用，还有社会交往，形成“自己人”群体的作用。一个行为，一句话不是对谁都能起到“笑”的效果的。例如，如果你搔自己的胳肢窝，你并 不会笑。你如果随便找一个陌生人去搔他，他也不会笑，不仅不会笑，还会讨厌你去骚扰他。因此，笑是搔人的和被搔的人之间特殊关系的产物，这是一种互相亲密 和信任的关系，正如以色列心理学教授济夫（Avner Ziv）所指出的，“对幽默直接有关的行为来说，社会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朋友之间比与陌生人一起笑得更多也更自在，如果陌生人和我们一起笑，彼此 的关系一下子就能拉近许多。幽默是一种社会交际的信息，它能增加某个范围内的人际信任感和亲近感，在他们那里形成一种好的气氛和“我们”的感觉。

但 是，在夫妻或非常亲近的朋友之间的谑戏、玩笑或幽默可以起到联络和加强感情的作用，但在关系不亲近的人际关系中却非但不适宜，而且还会造成冒犯、猜疑和敌 意。同样，少数族裔内部开的一些玩笑，以及自我蔑称呼、打趣混名，如果出自其他族裔人士之口，就会成为冒犯性的犯忌行为。2014年8月21日，美国参院 多数党领袖雷德（Harry Reid）在出席美国亚洲商会（USACC）午餐会时开亚裔玩笑说，“我不认为你们比任何人更聪明，但你们让许多人相信你们比较聪明。”当USACC会长 Terry Wong被介绍上台时，雷德转过身对着麦克风说：“今天我有困难辨认出我所认识的所有Wong先生。”这段视频在网路上流传后，雷德遭到批评，他22日公 开道歉说，这样的言论“很没品味”。

在所有幽默和玩笑话题中，有一些是特别敏感，特别容易 引起冒犯和敌意的。在美国，它们被称作为“政治正确”的议题，包括宗教、种族、族裔、性倾向等等。人们一般不拿这些话题开玩笑、搞幽默，而是会采用比较理 性、逻辑的讨论方式。但国家政治和政府不在此列，所以“政治笑话”仍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的公众对公共 话语中的幽默和玩笑带来的冒犯会有不同的容忍限度，也会有不同的“品味”标准。讽刺幽默是法国人的一个重要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更与法国的精神解放，与自 由、共和的历史演变息息相关。各种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权威和积习，都是讽刺幽默的对象。法国民众以“我是查理”来表达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在法国之外的世界里，对幽默的冒犯性及其可容忍限度的思考却不应该仅限于“言论权利”。慎用幽默当然不可能防止今后发生恐怖暴行，但至少可以让 施暴者少一个方便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