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淮安柴米河最近几年河水越来越脏，发绿的河水常年散发着阵阵怪味。2014年4月25日，省市政风热线联动直播走进淮安。住在河边的陈女士带着一瓶河水走进了直播现场，当着在场的环保局局长面下跪，请求尽快治理柴米河污染。有一篇以《“跪求治污”一定管用吗？》为题的评论，对这么做是否“管用”提出了疑问，题目中“一定”二字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文章的实际结论不是“不一定有用”，而是“肯定没用”。

这大概也是绝大多数人看了“跪求治污”报道后的真实想法。他们会觉得这位陈女士很傻，跪求治污除了自取羞辱之外，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确实，陈女士的“跪求”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要求”或“请求”都无效、都没用的结果，她不会一开始就跪求，必定是试过了其他方法。正如评论所说，“如果不是问题解决无门，谁会当众下跪呢？”

柴米河边的民众深受污染之害，如果为了解决与他们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的污染问题，必须非下跪不可的话，如果他们还相信跪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去跪的也许不会只是陈女士一人。他们为什么都没有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么做太没有公民的尊严，太没有做人的体面？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呢？

人们从自己以往的经验发现，再怎么求也不会起作用，所以天大的事也只好忍受，不再有所要求或希望。在心理学里，这叫“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陈女士的跪求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她很“傻”，做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的事。嘲笑她傻的人们，其实是受了习得性无助的支配。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偶然发现的，后来为此设计了专门的实验。研究人员把狗关在笼子里，在响起蜂音器时，给狗做非常痛苦的电击。笼子里的狗逃避不了电击，一遭点击，开始会在笼子里狂奔，屎滚尿流，惊恐哀叫。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狗就趴在地上，惊恐哀叫，但不再狂奔。后来实验者在电击前， 把笼门打开，此时狗并不逃跑，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倒地呻吟和颤抖。它本来可以主动逃避，但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这样的实验当然不能在人身上进行，但是，心理学家们在对人类的观察实验中，也有与狗习得性无助类似的发现。正如实验中那条绝望的狗一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一项工作上失败。他就会在这项工作上放弃努力。甚至还会因此对自身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彻底无望。典型的例子是，学习成绩经常不好的学生会怪自己“天生就笨”，所以不再努力；经常失恋的人会责备自己“天生令人讨厌”，所以干脆放弃找对象的打算。他们都是因为有屡屡受挫的经验，所以陷入了无为无助的绝望之中。

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心理学家对塞利格曼的习得性无助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一些“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其中有一条是更多地考虑了当事人的个性、素质条件对行为的影响。在同样的逆境里，有的人比别的人更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而有的人则不那么容易。那位因“跪求治污”而看上去很傻的陈女士，她显然比其他乡亲们更不愿意轻易放弃。就算是用跪的，她也要试一试到底有没有用。就凭这一点，她就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傻”。

“归因理论”还区分了“普遍”与“特殊”，“稳态”与“非稳态”环境对人们形成习得性无助的影响。如果人们觉得某种情况到处都一样，一直都是如此，那他们就更容易放弃希望，并陷入绝望。可以设想，如果许多别的地方有污染，民众要求改善后，就有了积极的效果和解决，而淮安柴米河民众的屡求无效只是个别、特殊的情况，那么，他们也许还不会那么普遍地受到习得性无助的影响。同样，如果连陈女士这么执着的哀求都不能对治污发生效用，那么，她的失败就一定会对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习得性无助影响，使他们对官员为民办事诚意的怀疑变得更深，不相信也变得更严重。

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失去了希望，而且知道自己无望的人，在未来中是没有位置的。”不管我们如何非议陈女士的“哀民求告”方式，她毕竟是一个还没有放弃自己和子孙后代在未来中位置的人，就此而言，不管有用没用，求与不求，尤其是要求与不要求，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