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有一篇《男子冒充重庆公安局副局长诈骗财物获刑12年》的报道说，一位名叫王月林的骗子2010-2011年间屡次行骗得逞，被判有期徒刑12年。王月林的骗术得逞，是因为他冒充了“重庆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12月，他虚构为情妇购房急需用钱，说自己能为吴某儿子读军校一事找到关系，骗取了吴某100万元。2011年7月，他谎称自己能帮漆某承接到土石方工程，骗了他5万元。2011年6月，他以可以帮助史某妻子减轻处罚为由，骗取被害人10万元。2010年12月，他以单位给其配备的车辆太差为由，向被害人吴某索要近70万元的奔驰越野车。车辆挂在吴某的公司名下，一直交由王月林使用。

王月林行骗之所以频频得手，是因为他知道如何为自己设计和制作一张在当今社会里公认“能办事”的面孔。这个面具必须符合一般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对权势的期待。被王月林个骗子骗了，是因为花了钱，事情没有办成。但是，如果托的是真的副局长，花了钱，事情办成了，那当事人一定会因为“物有所值”，并不觉得自己上当受骗。

这让人想起“文革”刚结束不久，剧作家沙叶新广为人知的作品《假如我是真的》。剧中青年李小璋为求上调冒充高干子弟张小理，凭借着对官场文化的娴熟驾驭，到处招摇，无往不利。他凭借的也是一张由“身份面具”所提供的通行证。他后来被识破了身份骗局，在法庭受审时自辩道：“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首长的儿子做的事即使不完全合法，也不会治他一个“骗子”之罪。

在苏联文学中，也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骗子故事《十二把椅子》，说得就是一个靠着能办事的面孔混迹于世的骗子。故事发生在1927年的苏联，那时距十月革命成功才几个年头，社会上乱糟糟的。当年的首席贵族基萨，眼下早失去了往昔的威风，只担任县户籍登记处的一名办事员。一天，他的岳母在去世前告诉他，家里12把椅子里藏着钻石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决定去寻找这笔巨额财富，而恰巧又认识了一位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奥斯塔普·班达(Ostap Benda)。

班达最精明能干的地方是，他知道，在新的苏维埃制度里必须有怎样的“面孔”才能有效地获得各色人等的信任，在1927年的苏联，那就是用时兴的革命语言来说话，苏联文化史教授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撕掉面具》（Tear off the Masks!）一书里称之为“苏维埃语言”。班达还自称是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领导人彼得·施密特中尉的儿子，有着傲人的红色血统。凭着这个本钱，他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娴熟地戴上那副面具，对行骗的对象如鱼得水般地予取予求。

《十二把椅子》还有一个后续故事《小金牛》，主角也是奥斯塔普·班达。这两部小说被称为“奥斯塔普·班达故事”，二次大战前，它们合集或分集共发行了20版，魅力经久不衰。在1930年代的苏联，除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自传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有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能比得上奥斯塔普·班达故事。1970年代，由于改编为电影，《十二把椅子》更是成为一部讽刺“时势造骗子”的经典之作。

王月林这个骗子也对我们了解今天的社会有某种透视作用。他确实是一个骗子，但却是一个时势造就的骗子。他假冒公安局副局长，向受害者允诺的都是“副局长”利用职权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正是因为“副局长”为了钱，肯替人去做胡作非为之事，他才更像是真的副局长。社会中许多人心目中的副局长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对这个样子的副局长才会特别相信。

王月林也许是在虚构，自己为情妇购房急需用钱，但是，为情妇捞钱却并不是他虚构出来的事情。为情妇捞钱的官员在现实生活里并不少见，民众也都有所耳或知晓。所以，王月林只是利用了一个他们已经知晓的“现实情节”来虚构骗取他们信任的种种“故事”而已。

王月林说自己有路子，能为读军校找到关系，又说自己能承接到土石方工程、能为犯罪人减轻处罚，这些都确实是“副局长”能够办得到的事情。而且，一般人也都知道，要办成这样的事情，还非得托像公安局里这样的“得力人物”不可。王月林并没有创造“能办事的副局长”角色，他只是在按现有的脚本扮演这个角色而已。

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也为王月林的成功行骗提供了机会。在今天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既讨厌又喜欢这样的局长，这样的局长如果被当作老虎或苍蝇揪出来，老百姓一定高兴。但是，他们在需要和有可能利用这样的局长时，自己也是极愿意与之打交道和钻他空子的，因为不这样还真没有其他办法能办成他们要办的事情。有的人一面讨厌贪官，一面又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利用他，贿赂他，虽然他们是官员贪腐的受害者，但其实又何尝不是官员贪腐的合作者和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