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评论《反新闻规律的“贪官新闻”》，评论提出，“‘打老虎’是一种特权，只能相关部门去打，媒体是不能打活老虎的，相关部门打了之后，成了死老虎，媒体才能去鞭尸。落马前新闻的静默，与落马后新闻瞬时爆发如江河决堤，让人觉得严重违反新闻规律。”

这个评论确实说出了许多人的真实感受：某些体面的大人物昨儿个还在台上人五人六，媒体报道的也都是他们光荣、正确的事情和政绩。可是，一下子“出事”了，变成打死了的老虎，媒体也随之转过身来，抖露出各种腐败、肮脏的劣迹。媒体觉得挺委屈，他们不能用掌握的证据来打活老虎，而是只能事后去对死老虎鞭尸。

其实，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制度里，担负“打活老虎”责任的是法律制度而不是媒体；而在老虎打死后，媒体鞭尸也未必无所作为。媒体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官方信源控制着新闻，在许多情况下，媒体通过自己信源得来的信息经常是基于合理怀疑而不是充分的确证。这样的信息在媒体上曝露后，会形成公众舆论压力，促使司法部门进行调查。但媒体不是正义的化身，更不是一个国家的第二法律系统。

法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伦齐（Thomas Ferenczi）在《媒体与民主》(Media and Democracy)一文中指出，事实上，由于新闻界人士与政治人物之间有密切关系，“他们对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有着属于自己狭隘的、局限的理念……这样也就忽视了民众的利益。”媒体对活老虎的态度是暧昧的，在老虎被打死之前，媒体中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自我职业定位即便不是歌功颂德，往往也是跟随、附和和捧场。反倒是老虎被打死后，他们才有一些不必惧怕老虎的机会。既如此，何不提出关于他们腐败的个人和制度原因，多加讨论，作一些深度分析？

新闻界若能对权势人物或阶层扮演牛虻的角色，敢于直面权力，实话实说，未雨绸缪，防腐败于未然，固然很好。但是，如若做不到这个，自然也不必气馁。斯大林在世之时，没有人敢动这只大老虎，一直到断了气，仍然是一只可怕的活老虎。可是，苏共二十大让他成了死老虎。随后出现的各种揭露文章和书籍至今对我们认识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与荼毒仍然有着极大的政治启发意义。所以，鞭尸死老虎不仅不是多余的，而是还是十分必要和有用的。

在鞭尸死老虎的时候，媒体可能会扮演两种完全不同的“鞭尸者”角色，并对民众起到两种不同的引导作用。第一种是非政治的围观叫好。第二种是有针对性的政治和法治教育。

单纯的围观叫好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非政治，它其实也包含着对公共政治的某种理解，那就是，国家大事是“上头”的事，不到告诉的时候，要不造谣、不传谣。打老虎不是咱普通百姓的事，跟咱没关系。咱使不上劲，让武松替咱们打，咱们只要相信武松，在一边静候着，准没错！

这种围观心态会滋生犬儒主义，人们并不是因为只愿意围观而围观，而是因为不得已才围观，正如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我们很早之前就知道周永康落马，但我们知道上头不允许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都装作暂时不知道，等待上头什么时候一声令下‘现在，你们可以知道了’，于是载歌载舞，欢庆大老虎落马。在此之后，为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我们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仍然要等待上头审批。这是个多么可爱的国度。”

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指出，对于旁观式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不需要了解和认知有关的政治议题，需要的只是狂欢性质的社交聚会、例行的户外篝火、手持火把的游戏和庆祝。”这样的政治“是一件团结一致、万民一心的事情”。相比起1976年打到“四人帮”时候的游行庆祝、歌颂英明，今天民众对“大老虎”之死的反应已经理智、冷静得多。

但是，看上去的理智和冷静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冷漠、怀疑和犬儒主义。许多人会认为，那些身居高位、一贯正确、高谈理想和主义的人物，他们原来是如此行为不堪，人格低下、道德败坏、虚伪狡诈；既然如此，如何还能相信政治可以是一件干净的事情？任何对政治改革“进步”的期待还不都是一个笑话？有人在微博上写道：“这个神奇的国度还差这一个小笑话吗？一个大老虎倒下去了，值得欢呼雀跃吗？醒醒吧！税少了吗？权利多了吗？选票有了吗？社会地位改变了吗？能说真话了吗？什么都没变，产生贪腐的根基仍在，只要屎还在，就阻止不了蛆虫的前仆后继！”还有人挖苦道：“最近看到许多首长被开除党籍，不明白开除党籍是什么意思？在人民群众这个群体里，表现优秀的才能入党，为什么到党里变坏了就扔回人民群众里来呢？我们人民群众能不能不要？党都教育不好，人民群众能有啥办法吗？”政治既然排斥人民，人民也就必然会厌倦、鄙视和嘲讽政治和政治人物。

一旦政治本身被视为一件必然肮脏、丑恶的事情，一切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和所有政治人物的权威性就都会被犬儒主义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负有了一项非常艰巨而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把对死老虎的鞭尸转变为一个对民主政治和法治希望的教育机会，不断提醒民众，要多关心，多思考，不要置身事外，看热闹、看稀罕地对待政治。政治并不注定是肮脏的利己工具，政治可以成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媒体若能这样对待政治，也许就不会懊恼暂时不能做的，而是试试什么是眼下可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