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题为《中国最大威胁：美国文化战略及其“第五纵队”》的文章，文章说，“就在外部战鼓擂响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也连续发生反对政府决策、质疑法律判决，甚至围攻军人和爱国人士，歪曲解读国家政策、误导公众的事件。由于国内大型门户网站几乎全被外资及接受西方价值理念的人所控制，其网络动员能力巨大，差不多到了任意制造舆论和绑架民意的程度。”

这样的指控听起来非常可怕，“国内大型门户网站几乎全被外资及接受西方价值理念的人所控制”，这还了得！既然如此，作者自己的文章怎么还能出现在网站上呢？文章既然提出了如此严重的“敌对”指控，那么为什么不提供坚实可信的“敌情”证据呢？没有证据的指控就是不讲理，就是危言耸听。它不仅违背公共说理言之有理的起码要求，而且还会在社会人群里散播非理性的恐惧和仇恨。

散播非理性的恐惧和仇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谣言，它经常就是人们所说的“阴谋论”和“敌情论”。这是一种极具伤害性的说歪理，其特征是，缺乏证据、逻辑荒诞，但又极难证伪。由于阴谋论说理的故意含糊，被指责为阴谋当事人的一方很难找到针对指控的反证。许多阴谋论更是根本无法证伪，因此可以非常有效地将对方置于“难以自证清白的”痛苦和恐惧境地。

在一个谁都有可能被怀疑和判定为“第五纵队”奸细的国家里，就像在一个谁都可能莫名其妙成为“阶级敌人”的国家里那样，谁能免除恐惧地生活呢？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则这样的政治笑话：有一只俄国兔子跑到波兰，碰到一只波兰兔子。波兰兔子问：“你为什么奔跑？” 俄国兔子说：“斯大林下令逮捕所有的象。” 波兰兔子说：“你不是象，你是兔子啊。” 俄国兔子说：“但我没法证明啊”。“没法证明”就是想置你于死地的人不讲理，而你却有理说不清。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生存处境。阶级斗争时代就是这样。

兔子逃命的故事在一些其他国家里有不同的版本，说明笑话故事里的危险不只是在前苏联才有。这类故事往往都是用动物做主角，狗、猫、兔子、熊等等。但是，也有用人为主角的。例如，在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有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在布加勒斯特街头狂奔，一个叫住他问：“你为什么跑得这么急？”

“你没听说吗？他们在捕杀所有的骆驼。”

那朋友说：“天哪！你跑什么，你又不是骆驼。”

“是呀，但是他们先开枪，然后再看你是不是骆驼。”

这个故事里还是有动物，故事因此有了明显的寓言效果。但是，也有不用动物的。例如，有一个人听说，两个以上睾丸的男子都要被强制阉割，所以他想逃离他的国家。他的朋友对他说：“你怕什么，你只有两个睾丸啊。”他说，“他们是先割下来再数的。”

这类故事在纳粹德国和沙皇俄国都有不同的版本。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肯尼迪纪念图书馆研究员欧米沙拉博士（Mahmoud Omidsalar）的研究发现，这个故事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波斯文学。可见无辜定罪，先罚后查的恶劣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多么历史悠久。中国人也曾经吃够了敌情和阴谋的苦头。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被冤枉，受害者先是被定罪，吃尽苦头，饱受磨难，甚至家破人亡。然后才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有的人都死了，平反还有多大的意义？其实，割下睾丸来以后还会数一数到底是个，人死了以后弄清楚了还能平反，都不能算是最坏的情况。还有割下睾丸来数，然后硬说是三个而不是两个的。

阴谋或敌情论很容易得逞，首先是因为它富有戏剧性，许多小说、电影都以阴谋和敌情作为故事情节来增强吸引力，成为现实想象模仿的对象。在排外和敌情心理严重的人群中，阴谋论有着肥沃的政治和社会土壤，极易被操弄。

人类天生就有听信阴谋论的心理弱点，人不可能充分了解自己的生存世界，因此会对陌生的，不了解的事物抱有本能的害怕和恐惧。陌生的事物并不就一定危险或有危害，但是，将不明了的事物视为“敌人”，有助于在心理防御上提高警觉，这是保障实际安全所需要的。敌我正邪的区分能够简化复杂的世界。对于复杂的事情，人们往往会寻找一个简单的原因来加以解释，而阴谋论正是简单易懂的解释理论，尤其是当解释者具有某种权威身份的时候。

歪理能造成的社会危害，阴谋论的歪理就是一个证明。然而，歪理或不讲理则又是因为社会已经遭受了某些危害和已经存在着某些危机，这才突出地显现出来。并不是因为人们普遍不讲理，人与人之间才有了“敌情观念”，情况可能是恰恰相反。也并不是因为人们不会说理，才会冒出“网络第五纵队”这样的阴谋论,恰恰是因为人们太容易相信这样的阴谋论，所以不意识到这是一种歪理。我们已经有过很多这方面的教训，今天应该认真汲取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