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物杂志微博显示，冯小刚（微博）日前接受《人物》杂志专访表示，春晚完了之后就想“待着”，“觉得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聊的了”，“只要是跟电影没关系的事，都有意思”。一位导演居然把电影当作最没意思的话题，对电影的厌烦表露无遗。不细心体会他这番话后面难言之隐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冯小刚不要说跟不上当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敬业”要求，就离将近一个世纪前梁启超说的“敬业”和“乐业”都差了很远。

其实，梁启超在《敬业和乐业》所说的“业”并不只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工作”。谁安排或指定你一个工作，你按他的意愿把事情办好，完成任务，便大可以此为乐。然而，冯小刚办完了春晚，完成了任务，却并没有就此“乐”起来。

梁启超说的“业”更不是指一个收入的来源，一个只是保障衣食住行的饭碗。“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可以名为一件事”是指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投入，有尊严，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冯小刚厌倦电影，是不是觉得电影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冯小刚在微博里说，“我是觉得这么多年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没有其他的生活。在一个特别窄的胡同里，我长跑，还不是短跑。你怎么跑，你感觉两边都是这么一个墙，越跑越窄，越跑越窄。”他是个会说话的人，一句话同时说给两种不同的人听，让他们各自听出自己想要的意思。你可以认为他是在抱怨拍电影太辛苦，以至于“没有其他的生活”；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在抱怨有“墙”不让他自由奔跑，以至于他电影生涯逼仄，只有辛苦而无乐趣。

梁启超所说的可敬、可乐的那种“业”，是一个人在心里觉得自己可以“实实在在”来做的“正经事”，“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人们对“业”的正确态度需要有尊严、受尊重和自由、平等的环境条件，他说：“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

在人类合理的生活里，任何一项职业的价值都应该是内在的，体现在它为其对象所提供的“善”（帮助、贡献或服务）之中。这种“善”使得这个职业成为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康德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是出于同样的道德原则。职业一旦被当作牟利、专权、控制他人的手段时，它也就背离了自己应有的本善。当许多行业，甚至各行各业都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人的合理生活也就一定出了问题。

冯小刚厌倦电影是因为他觉得他和他的电影被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制，因而沉沦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他抱怨道，“你让百姓满意，这句话是一句瞎扯的话，你让老百姓满意的前提是你必须让领导满意。”拍电影的不能为看电影的着想，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不能够，但结果一样，都是不为观众着想。这又是多么荒诞和不合理的生活状态。

不合理的生活里不仅有不为观众着想的导演，还有不为学生着想的教授、不为病人着想的医生、不为民众着想的官员、不为消费者着想的厂商。他们往往并不是主观上完全没有为行业对象做好事的愿望，而是觉得，现有环境不允许有他们有这么奢侈的愿望。因此，几乎人人都在做他们既不乐意，也不认可，但却是照做不误的事情。

我有不少在国内高校任教的的朋友，经常听到他们抱怨评选职称的标准和人事纠纷，他们厌倦甚至厌恶自己职业，比冯小刚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启超劝人做事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忠实地把事做好；要从专心做事中发现乐 趣，不是皱着眉头、满腹牢骚地叫苦，这样才能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对我的这些朋友们来说，这实在是太高的境界。他们对自己的“业”，似乎不敬也不乐。他们抱怨在学校里为职称疲于奔命，是“听差”、“苦力”，甚至还有说自己是“要饭”或“奴婢”的。

梁启超所提出的“有业之必要”的理由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不过是“工作”的理由，如谋生、经济独立、生活起居有规律；另一类才是真正的“职业”理由：人格上有自尊、锻炼意志和品性、提高能力和才干、增强自信心与成就感、获得精神满足、肯定生命价值。职业不等于工作。真正敬业的人，他们重视的一定更加是后一类的理由，也一定更期待实现合理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里，后面这一种“业”已经是稀缺的资源，而这样看待自己“业”的人也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连冯小刚那样拥有令人羡慕的“艺术创造”之业者都对自己的职业发出了厌倦和无聊的叹息。厌倦和无聊是一种弥漫在当今中国职业界人士中的精神雾霾。他们因找不到其中的价值和意义而“看穿”自己的职业。更糟糕的是，“看穿”甚至已经不再能让这些职业人士为之悲哀和愤怒，他们职业的无意义甚至已经对他们失去了刺激的作用，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叫做“累”的无聊。在一个受权力和名利双重挤压的体制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又忙碌又无聊，越忙碌越无聊，刚刚忙完春晚的冯小刚，体会和吐露的恐怕正是这样的一种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