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一篇《多地民主生活会报告公布，被指逻辑措辞相似》的报道说，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都已经开过，从9至11月的近两个月来，全部259个单位中大部分已经召开了民主生活会，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报告已经全部公布。记者根据群众路线活动官网公布的28个机关单位的报告整理发现，“大部分报告的行文逻辑和语言构架比较一致，而发现的问题也按照‘四风’对号入座”，对这种雷同，记者很技巧地说，是“共性问题较多”。记者还发现，“不少会议内容报告都使用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及‘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等说法”。对此，结论是，“他们的语言风格保持了一致”。

其实，官场报告语言的雷同、僵化，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逻辑措辞相似”、“共性问题较多”和“风格一致”。如果一个老师班上几十个学生按同一个命题写作文，结果段落一、二、三、四、五都差不多，用词造句也都大致相仿，他读这些作文时会怎么想呢？会以为是“逻辑措辞相似”或者“共性问题较多”吗？如果他这么以为，结果不是去批评学生们不诚实的学习态度和思想懒惰，而是去跟他们讲什么逻辑、措辞和风格，那一定是天下最昏聩，最无能的老师了。

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报告根本就是我抄你，你抄他，而抄来抄去，根本就是官腔八股呢？为什么不能指出，报告里说的都是场面上的套话，不是写报告的人自己想说的话，是不得已才绞尽脑汁拼凑出来应付、敷衍的新八股呢？对官场语言的真正原因轻描淡写、婉转措辞，也许是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么一来，真正的问题被掩盖了，解决问题也因此而变得更为困难。

在公共话语和说理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看法或结论是正确的，但用来支持它的理由或提出的解释却是错误的。这时候，这个看法或结论就会被看成是错误的，或者不值得理睬。例如，有学生说，应该废除英语必修课，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理由是不合理的，因为那只是你个人的喜好，不能用作公共理由。就算废除英语必修课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个“我不喜欢”的理由也会使它显得幼稚可笑。

这么多个单位的报告都大同小异，提出这个问题本身非常令人深思。但是，由于勉强提出关于逻辑、措辞和风格的不当解释，却反而扭曲了问题的实质，也淡化了它的严重性。

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时不时会响起“反对党八股”的声音，而且，八股也确实时不时有一些群众口语化的改良。然而，八股在不断翻新，而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八股通行的制度环境和条件还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反对官腔八股，主要并不只是因为它语言陈套、枯燥无味、了无新意，而是因为它是一种不诚实的假大空。它空洞乏味、装腔作势的说话方式、语汇和风格映照的是一个僵化而无活力的官僚制度，而它本身也是官僚制度的产物。这个制度中的“占位者”对上推诿应付、敷衍塞责，对下两眼朝天，空口白话。官腔八股是他们的“行话”，这种行话虽然出现了一些“官僚语言群众化”的新特征，如“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但并没有真正成为以国家公民们为沟通和交流对象的民主责任语言。

经过“语言群众化”改良的官腔似乎为八股添加了一些新成分或新变化，但如果不能以民主话语代替官老爷话语，改良的成功顶多只是暂时的，因为成功的 改良很快就会被机械地模仿和重复，成为一种新的成套和八股。没有哪一种语言一开始就是八股的，语言是在不断的无脑重复中蜕变成八股的。官腔八股是一种体制性的话语，它虽然看起来是从某些个人的嘴里说出，但代表或代言的却是体制、制度、机构的意志，改良官腔必然失败，这是由官话的结构性僵化所注定了的。废止八股官腔不只是废止一种语言，而且是废止一种威权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

2002-2004担任意大利铨叙部长（Minister of Civil Service）的佛朗哥·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曾针对当时意大利改变官僚语言的计划（“向官僚语言宣战”）说，“这是一场关系到政府与所有国家公民关系的文化革命。” 铨叙部是管理国家官员和公务员的部门，这个部门的首长把官场语言看成是政府与国家公民们之间一种联系方式，并亲自带头以改良官场语言来优化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家的眼光和作为恐怕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