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刘伯勤最近在媒体上发表道歉启事，为他在文革期间批斗老师、骚扰邻里的行为表示忏悔，引起广泛回响。刘伯勤的道歉和忏悔不仅是他个人的勇敢举动，也是对目前政治生态中的“文革”沉默、辩解和拒绝道歉所做的否定。在赞赏刘伯勤道歉行为的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思考一下，道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悔过行为？道歉的反面仅仅是不道歉吗？除了坚持不道歉，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逃避和拒绝悔过的方式？

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和评论家威廉·萨费尔(William Safire)说，有一种叫“无主语过错”的不悔过，它“用被动-推诿的方法来一面承认错误，一面为犯错者开脱责任。”例如，谁该为文革负起责任呢？而且是怎样的责任呢？有一次，江苏省有几个市的高三调研语文考试以“非走不可的弯路”为题，让学生作文。有学生就以这种“无主语句式”在作文中写道，“一个国家、整个人类所走的弯路，如十年文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确实是弯路，可以说都是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中或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教训或一场灾难。这样的弯路确实使人摔跟头，碰壁，头破血流，使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受到阻碍甚至倒退。这样的弯路走得让人心惊，让人痛心，让人不堪回首。”老师的批语是，“这些是不是非走不可的弯路？”

不幸的是，学生和老师似乎都回避了谁必须为这个弯路负责的问题，弯路成了无主语的弯路。《纽约时报》将无主语过错挖苦为“经典的（政治）语言产品”，美国政治评论家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则说，这是一种“为过去开脱”（past exonerative）的修辞语式，是老于世故的政客们惯用的说辞。想不到中国的高中生就已经能够很娴熟地运用。

无主语过错看上去是对过去的过错表示遗憾，但其实并不是要求真诚的道歉。它所表示的过错没有明确的过错者，没有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的人，所以即使有抱歉的意思，充其量也只是“看似道歉的不道歉”。貌似的道歉可能根本就是拒绝道歉的一种手段或伎俩。与此相似的至少还有其他三种看似道歉的不道歉。

第一种叫“其实可能是你错”。美国商业伦理专家劳伦·布鲁姆（Lauren Bloom）在《道歉的艺术》一书中指出，政客们喜欢使用一种叫“如果……”的道歉句式，例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柯莫（Mario Cuomo）做过这样的道歉，“如果我说的话对柯莫州长或其他意大利裔美国人有所不敬，那么我在此深表歉意。”这种说话方式暗含，“是他们太敏感，不是我真的说错了什么”。这与其说是真想道歉，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辩解的说辞。这种策略性的道歉往往是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姿态。

第二种是以解释来道歉，它虽然不否定做过的错事，但强调的却是发生错误的“客观”原因。例如，有人认为,反右虽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右派确实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了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其实，解释与道歉并不一定相互矛盾或抵消，1980年代，德国对纳粹时期的“日常生活”历史研究曾经引起过关于解释与悔罪问题的争论，后来达成的基本共识是，解释是为了弄清罪过发生的缘由，但不是为了给罪犯脱罪。

第三种是替人受过的道歉，也就是迫于压力，由责任层次较低的人顶下罪过，作出某种道歉的姿态，以保护对罪过真正负有责任的在高位者；或者根本就是在高位者强迫在低位者为过错承担责任，并作出表面的道歉。这种道歉的目的是度过舆论的难关或对罪过有一个说法，而不是真正追究罪责并有所忏悔。

要求别人忏悔要比自己忏悔来得容易。对待他人，与其责问他“你为什么不忏悔”，不如等待他自己慢慢醒悟。对待自己，如果我曾经做过什么错事，那么在别人在责问我之前就有所忏悔，由此而作的道歉就比较真诚，而且也比较可能得到别人的原谅。刘伯勤所做的便是这样的自发道歉。他所道歉的事情和对象都很具体、明确。他没有用解释来为自己脱罪，更重要的是，错事的主语是他自己。在这样的道歉中，我们感觉到了悔过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