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看哪，这人》里把有的书看成是“新经验最初的语言”，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去读这样的书，因此以为这书并没有说出什么，至少没有说出他们认为是值得一听的东西。尼采是这么说的，“一本书论及所有各种完全在我们日常经验（甚至稀有经验）之外的经验——它代表连续发生的新经验最初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听到什么东西的。人们就有了听觉上的幻觉，认为听不到什么东西，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公民的政治“副业”是某种在“日常经验之外的经验”，因此成为他们因为无法接触而觉得是“没有的东西”。

尼采又说，读者理解一本书的时候，有的“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从（作者）那里推断出一些东西而已，通常是与（作者）正好相反。”我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已经有了这种“被推断的阅读”。书出版后，有人指责它想用政治“副业”引诱人们回到文革时代的。一位批评者写道，“这部书名《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恰恰将所有人都卷入了进来，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无官小民都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 的政治斗争中。父母与子女斗争，上级与下级斗争，朋友之间意见不合也开始斗争。政治确实有斗争这一层含义，而徐贲先生这样一部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难道是要所有人都卷入人与人的斗争中去吗？”

政治，无论是“职业”还是“副业”都不等于“人与人的斗争”，也不应该是这样。像文革中的那样残酷斗争、阴谋诡计、你死我活并不是政治的本质，至少不应该是作为公民“副业”的那种政治的本质。我所用的“副业”说法，正如我在书的“序”里所交代的，是来自美国已故伊利诺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 1951-1969任参议员）说的一席话，“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这样看待政治，“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官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蔑视一切从政治者并贬低他们的作动，就是蔑视选举他们和支持他们的人—— 即选民。”原文是这样的：

Politics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afford to leave to “other people.” Since politics is the art of ordering the affairs of men through government, it should be the vocation of the very best in this Republic and the avocation of all.

There have been many who seem to equate politics with that which is bad, that which is corrupt, that which is venal, and that which is corrosive of our moral fiber. I find that throughout history most such disparaging remarks are made by those who never dared seek elective office.

To scorn all politicians and to decry their actions is to scorn those who elect them and support them – namely the citizen-electors.

一  作为“志业”和“副业”的政治

德克森所说的“职业”用的是vocation这个字，“副业”用的是avocation。Vocation更确切一点的中文翻译可以是“志业”，“志业”这个说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副业”的意思，一种与“志业”相联系，但又在它之外的“副业”。这个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副业”就是公民们在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当然这个“参与”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在下面还要谈到。

“志业”这个说法让人联想到伟大的社会理论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两篇著名论文，一篇叫《作为志业的政治》（Politik als Beruf），另一篇叫《作为志业的科学》（Wissenschaft als Beruf），Beruf这个德语字可以翻译成英语的career, job, occupation, profession，trade，但是英文译者没有选这些字，而是非常恰当地选择了vocation。Vocation 这个字是从拉丁语的vocatio来的，原意是神的“召唤”，“传唤”，因而成为一种“追求”和“志向”。“志业”不是一般的“职业”，而是从事一件有很强的责任感、荣誉感，甚至是神圣感的事业。Avocation来自同一个词根，既可以也指 vocation，也可以另指在 vocation 之外从事的事情。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这部英语字典对 avocation 的解释是“An activity taken in addition to one’s regular work or profession, usually for enjoyment and hobby”，翻译成中文就是，“一种在正规工作或专业之外担当起来的活动，经常是出于乐趣和爱好。”这个解释的重点在“担当”，也是有很强的责任感、荣誉心的意思。

韦伯这两篇名文的英译者在翻译“政治”和“科学”的“职业 ”时，选择vocation 这个字，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因为，韦伯并不是把“政治”和“科学”仅仅当作职业市场上众多选择中的两种，而是当作对人具有“召唤”意义的“追求”。许多职业都不过是当事人恰好、碰巧在学校里学了一个专业，找到了一个收入来源的饭碗。在韦伯那里，政治和科学不是这样的职业，是在这类职业之上的一种“志业”，那就是，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是经过认真选择的，他深入、透彻地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专业，而不是“碰巧”得到的，不是一个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工作”，更不是一个可以拥权自肥、有油水、能赚钱的“行当”。

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共和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创建了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1919年2月到7月，共和国召开了国民会议，通过了德国第一部民主宪法——魏玛宪法，魏玛宪法曾被称做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韦伯是在1919年1月的动荡岁月写的《作为志业的政治》（中文译成《以政治为业》），起初是为慕尼黑大学“自由学生联盟”所准备的讲演稿，是对年轻一代政治家的期待。在这篇文章里，韦伯提出，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决策的艺术，每做一个决定，都必须仔细权衡社会的利益和代价的平衡。为此，从政者不能只凭自己的信念行事，因为你觉得是了不起的事业，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是灾祸。从政者应该善于懂得别人的不同立场，必须要有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心。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不能把一己之私的利益放置在国家和社会整体之上。

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从政者”都懂的，或者就是懂也不肯这么做，因为他们放不下自己的私利。政治是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没有这样的政治他们就会完蛋。韦伯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为’政治而生存”，另一个是“‘靠’政治而生存。”这两种人虽然都以政治为职业，但却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而后者则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的来源，当成出人头地、谋权图利的手段，他们是“靠政治吃饭”的人，是一些心胸狭隘、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私利的奸诈伪善之徒。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从政治的是韦伯所说的第一种从政者呢？

在今天的中国，举目望去，难以见到韦伯所说的第一种从政者，而第二种“当干部“、“吃政治饭”、“享政治福”、从政治捞好处，捞待遇的却到处都是。因此，人们对从政者充满了不信任、一提起就会反感和蔑视（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想有机会加入那些他们痛恨和鄙视的“干部”人群），不仅如此，他们连政治本身也一起厌恶、讥讽和鄙视。因此，一说起政治，人们想到的就是权术、阴谋、诡计和欺骗，以为政治只能是像文革中的那种自上而下的人人斗人人，人人害人人。

德克森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看到政治成为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他说的最好当然不是指因最有油水而被人羡慕，而是指因高尚而受人尊崇。这样的政治才是干净的。政治要成为一件干净而不是肮脏的事情，让参与政治成为一种光荣而不是蒙羞耻事情，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中，政治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一种公民的“副业”。

不管是“志业”还是“副业”都有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提倡的那种生活态度，他把《礼记》里头的“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的“安其居乐其业”那两句话用来解释这种生活态度。他说的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究。梁启超说，“敬业”的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後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所谓敬，就是集中精力，认真对待。这样的敬中包含着乐，“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梁启超说，敬业、乐业的重点当然是敬和乐，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对象。对于公民和学做公民的人民来说，这个对象便是民主政治。必先有民主政治，才能把它当一种“业”来敬和乐。

公民政治的副业（avocation）包含“召唤”和“追求”的三层意义。第一，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副业”，是因为自己要这么做，不是被人逼着这么做。他关心政治，是因为政治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不是因为被动员、被挟裹、被威逼。这和学生在学校里，心不甘情不愿地上“政治课”，许多人在单位里被组织学政治文件，谈体会讲心得是不一样的。

第二，一个人关心政治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有自信，他是一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主，不必像孩子依靠父母或奴隶依靠主子那样生活。他痛恨奴性，也痛恨别人把他当家奴，他不愿意把像政治这么重要的事情随随便便交给别人。柏拉图说过，不参与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让不如你的人有机会变成了统治你的人，甚至变成你的主子。

第三，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副业”，是因为能从中得到乐趣，当公民是一件荣誉的事情，公民权利是人的一种珍贵的自由，公民政治是公民可以乐此不疲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把选举日当作一个节日，把选举当作一种公共庆典。有人挖苦台湾的民主一事无成，乱象丛生。但是，许多台湾人都热爱自己的政治副业。在大陆的台湾人会买了飞机票赶回台湾去投票，旅途的花费和劳累全都在所不惜，这就像大陆人到时候就一定要回家过年一样，火车再挤，车票再难卖、再贵也不能阻挡他们。能体会一种召唤的人应该能体会另一种召唤的力量。

副业与职业的不同在于，由于从事公民政治的普通人不能由他们的副业捞到一官半职，或得到什么油水、待遇或外快，这个副业才更成为一种“召唤”。当然会有讲究实惠的人，因为没有好处，所以不愿、不屑担当这个副业。但这不要紧，没有实惠和好处反而更成全了那些真正把公民政治当副业的人。

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公民的政治副业就是公民的参与。政治参与不一定是争取入党或提拔，不一定要成为制度中的“新鲜血液”、“改革派”、“人民代表”， 不一定要当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不是要像“人大活化石”申纪兰那样只管每年开会举手。那么，什么是参与呢？

二  什么是参与

美国社会学家，公民参与理论的先驱雪莉·安斯坦(Sherry R. Arnstein)指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公民参与强调的是公民意见的传达和反馈，但是自从古希腊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实践失败以来，以精英民主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成为民主领域的主流思潮，参与式民主则一直受到冷落。随着政府治理和公共行政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困难，公民参与的问题也就越发重要。安斯坦在她著名的《公民参与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1969）一书中对8种不同参与进行了区分，分为3个类别。

第一类是受政府操纵的“无参与” （Nonparticipation）（与自己选择的不参与是不同的），包括8层中最底下的两层：第1层是是被操纵和被操控，这个层次的公民涉入可以说是“全无”，人民没有任何的参与机会或参与管道，他们是暴力维稳的对象。如果你上访鸣不平，那会成为一种罪过，把你抓起来劳教或者送到神经病医院里去，因为你的参与要求破坏了“稳定压倒一切”。第2层是教化，也叫政策治疗 ( Therapy )，政府的公权力运行无须公民涉入，政策运行由政府意志单方贯彻。我怎么说，你怎么做。然而，虽无民众参与，也要做好“思想教育”、“正确引导”、“弄通思想”的工作。

第二类是不同程度的象征性参与（Degrees of tokenism）包括3至5的三层。第3层是通告决定和告知政策( Informing )，就是让群众了解情况，掌握精神，贯彻下去。政府权力单向运作，我决定，你照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4层是咨询和协商( Consultation )。政府重要的公权力运作，尤其是当民众对政府不信任，与政府不一致时，要“听听下面的意见和群众呼声”，定期召开“协商会议”，让下情能够上达，例如，三个农民工代表进入人大反映农民工“心声”。第5层是劝解、安抚 ( Placation )：政府认为公民参与是麻烦而棘手的事务。政府对公民参与运作采取有限容忍或开明态度，要放就放，要收就收，开放往往是口惠的允许。

第三类是公民权力或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其中3个不同层次代表不同程度的公民有效参与。第6层是“伙伴关系” ( Partnership )，政府与公民并非由上对下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原则是透过权力的透明运作，让公共事务的运行，由民间与政府来共同治理。第7层是“授予权力”( Delegated Power )：不只是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宪政法治的制定中被授权，而且更是指公民社会的组织具有很大的决策权。层次最高的第8层是 “公民力量” ( Citizen Power)：政府的各项政策性或事务性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官员或政治精英来控制，而是由公民意见的回馈来主导整个政府运行的方向。

政治是一件无参与即无作为的事情，一个公民把政治当作自己的副业，那便是他要有所参与，有所作为。参与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其中公民投票和表决是最基本的，投票和表决是公民权力的体现，如果没有这种公民权力的监督，如果公民们在政府权力腐败的时候也对它无可奈何，那么，政府和统治集团的权力就没有办法关到笼子里去，政治就会很黑暗，很肮脏，很腐败，人民也会变得很悲观、犬儒、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克森说，“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官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腐败的权力与犬儒的人民共生，形成恶性循环，这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因为这是可以改变的，也必须改变。这就需要政治从不民主向民主转变，这也许还要等待很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民主的政治才能真的成为每个人的副业。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个理想，朝向民主未来的变化就会还有希望。

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杰·哈特（Roger Hart）在颇有影响的《儿童参与》（Children’s Participation, 1997）中运用《公民参与阶梯》，对青年参与提出了他自己的“青年参与阶梯”（Ladder of Youth Participation），也很著名。中国青年的缺乏参与就像中国成年公民的缺乏参与一样，造成了民众的幼童话，在思考和判断能力上长期处于“长不大”的状态。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文感叹道：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先是怀旧。他们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再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80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其他媒体分析道，这一代年轻人得暮气沉沉，是被生活压垮的——高价的爱情和婚姻，必不可少的房子和车子，更不用说就业难了。权威统计显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99万，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就业大军中既有90后，也不乏80后(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工作难找，心力交瘁，愁眉不展，哪有活力、锐气可言？

所有这些原因分析似乎都是物质的，好像人就是为了这些活着似的，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只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呢？抗战时期的物质不知要比现在缺乏多少，那时候也不是没有患“早暮症”的青年人，但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一起患了集体性的“早暮症”呢？

罗杰·哈特提出，青年人的社会参与和国际关怀是他们保持青春朝气的动力，这本书一个目的是“吸引青年人参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为此提出一些理论和实践的建议。哈特在书里提出了著名的“青年参与阶梯”（Ladder of Youth Participation）。哈特指出，长期以来，年轻人在社会中只有一种身份和位置，那就是被成人矮化，并屈从与“大人”的“年轻人”。“大人”爱好他们，但也管教和约束他们、限制了他们的心理和能力成长。今天，这种身份和位置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关键是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作用发生了改变，变得更主动、更有担当，与“大人”们更平等，更受他们尊重。

哈特提出的“青年参与阶梯”有八层，从参与程度从“无”到“有”再到“强”可以分为3类：无参与（与有参与而参与不同）、象征性参与、与成年人成为伙伴的参与。第一类“无参与”中的第一（底层）和第二层“被操纵”和“当点缀”。第二类“象征性参与”中的第三、四、五层分别是“当摆设”、“被告知”和“听听意见”，决定都是“大人”们做的，年轻人扮演的不过是被动角色。第三类“与成年人是伙伴关系的参与”中的第六、七、八三层分别是“年轻人和成人人格平等”（equality,如经理和员工的人格平等，但地位仍不平等）、“完全有年轻人推动”和“年轻人和成人的伙伴平等”（equity，同等地位，同等责任）。

这个参与阶梯模式让青年们的“参与”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或是口惠许诺，而是有了具体的实践内容（哈特的书里有详细的分析和实例），这是一个把雪莉·安斯坦“公民参与阶梯”运用于特殊人群的好例子，有心人也许也可以根据这些参与的标准，作出教授参与阶梯、专家参与阶梯、记者参与阶梯、媒体人参与阶梯、知识分子参与阶梯等等的研究来。

三   多嘴和管闲事可以成为公民的政治“副业”

知识分子的参与与一般选民有相同的部分（作为选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不能做选民时争取做选民）。知识分子对公众和社会的“业余”贡献 ——启蒙和为此目的的写作——就是他们有所区别于一般人的副业。这种工作是“业余”的，也是一种与公共政治有关的副业。认真对待自已业余的或副业的政治，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专门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人专门做公共知识分子，做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成了他的专业，就已经不再是业余或副业，他也就已经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

世界上也没有一辈子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志业”或像志业的副业，不是一个“职业”。你可以一辈子搞政治，当干部，当官，当了一辈子，退休了还是退休或离休的官或干部，享受特殊的待遇。当教授、医生也是一样，这是职业，不是“志业”。当公共知识分子是志业，你今天做公知的事情，你就是公知，你明天不做了，你就不是公知。你不能说以前曾经做过公知的事，所以你是个退休的或离休的公知。一个人可以既是教授又当公知，做教授是一个职业，当公知是志业，这就是志业与职业的不同，用英语来说，这就profession 或 job 与vocation的不同。狭隘的、画地为牢的profession 就成为 professionalism,“专业主义。”

 公知是热爱自己公民副业的人，他们并不反对专业，但他们反对专业主义对人的思想束缚和限制。与意识形态禁锢相比, 小门小户、刻板程式的学院化“专业研究”一样可以窒息人的思想。萨伊德说,“一心只当业余者的人,未必像别人以为的那么无所收获,”反倒是因为真的喜欢, 可以长而久之，乐此不疲。在有“文学研究”建制之前,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读者，难道不都是业余的吗?艺术、哲学、音乐等等不也都是如此吗?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多管闲事的人),他们自愿充当业余的文化旁观者和批评者。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我真的但愿自己是个业余的提琴手。业余爱好者才是真正热爱做某件事情的人。我经常觉得那些搞专业的人其实很憎恨他们的专业。我真想能看到象以前在维也纳那样,每个人都因为喜爱而演奏音乐。”

公知自己对“业余”也同样心向往之，“业余”对公知们来说，是抛开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当然不是独来独往）,是不设思想禁区（当然不是绝无妥协），是因为喜欢做而去做(当然不是自娱自乐)。

罗蒂说,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什么是kibitzers呢？简单地说，就是多嘴的人，就是打乱别人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好心情的人。Kibitzers的多嘴不是甜言蜜语、歌功颂德，说好听的话，而是说些未必中听，却不能不说的真话，用尼采的话来说，是从有牙齿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有学问，他们因此都是有嘴的人，但许多都是没有牙齿的嘴，这样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理的权利。

Kibitzer 这个名词是从不及物动词kibitz 来的，是意地绪语，现在已经在英语中通用，原来的意思特指牌戏旁观者多嘴、乱出主意、多管闲事。后来也指其他惹人不高兴的多嘴管闲事，例如，村子里一个男人喝醉了酒在家里打老婆，邻居看不过去，站出来叫醉汉住手，醉汉要是撒野，说不定还会挨邻居一顿揍。打老婆的会坚持那是他的家事，外人管闲事是干涉了他家的“内政”。被人管闲事的基本上都是不服气的，而且越是理亏越是不服气，越不认错。

Kibitz还有另外三个引申出来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有时候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别的事情上面。现在网络上对于公共事件的围观式议论，用 kibitz这个字来说，是最恰当的了。

第二个意思是，说不合时宜的真话，发不合时宜的真实议论，关键是“真”，英语叫 the inconvenient truth，“不方便的真话”。有一年我在香港做访问学者，中大的熊景明对我说，应该翻译成“忠言逆耳”。我觉得，kibitz 说的未必是“忠言”，衡量该不该说话的标准是是否“真实”，不是忠还是不忠。你再忠心，说的话不中听，不还是可以把你打成“逆贼”吗？反右运动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有不同种类的说真话的kibitz，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就是一个 kibitzer。写《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写《墓碑》的杨继绳，报道SARS、毒牛奶、中国红十字会、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是kibitzers. 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掌握什么了不起的内幕或机密。他们凭什么指指点点，说三论四？不凭什么，就凭他们是好管闲事的kibitzers.

Kibitz 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仗义执言。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点夸张，但“仗义执言”还是可以说的。社会活动家、记者，也是都市计规划界的传奇人物珍．雅各布（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她 2006年去世）说，每个都市里都会有一些 kibitzers，他们街上走路时不是一门心思只管自己走路，而是会眼观四周，甚至东张西望，看到不对的事情就会走过去说上几句，要是看到有不平之事，就会上去干涉，小偷、地痞、流氓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多嘴的，爱管闲事的 kibitzers. 雅各布说，他们是使街道更安全的人。

在公共生活中有多嘴和管闲事的人，这不仅不是坏事，而且往往还是好事。我们现在的街道这么不安全，社会风气这么坏，政治环境这么糟糕，可是，愿意多嘴，愿意管闲事的人却又特别少，有几个出来管闲事的公知，就被骂成“臭公知”。这就像有老太太跌倒在地，有热心人前去搀扶，结果反被讹诈成撞倒老太太的人。旁观的人也责怪热心人“吃饱了撑的”。如此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好起来呢？

中国人说，“观棋不语真君子”，Kibitzers是一些“观棋有语”而不是“观棋不语”的人。对政治来说，“观棋不语”就是只看热闹，看稀奇，永远做一个局外的傍观者。“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中国的老话，如果用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治，是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同样错误的。这句话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也不适用于公共政治，因为公共政治不只是所谓“局内人”的游戏，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那些所谓的专业政治人士——当官的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政治学者”——他们自己就不是什么“君子”。监督他们、批评他们是公民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权利，公知不过是给普通公民们带了个头而已，更多的事情还要由普通公民们一起来说，一起来多嘴，一起来多管闲事。

公知不光自己在公共事务中要多嘴，而且要说服别的公民们也不妨多嘴，看到不对的、有欺骗嫌疑的事情，就把真实的话说出来。公知要告诉他们的是，那些看上去是闲事的其实不是闲事，而是他们自己的事。“多嘴”是一种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中的“言论自由”。公知还要告诉他们，多嘴要讲道理，先要掌握信息，要诉诸于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有哪些基本价值、为什么是基本价值，等等。这些道理现在学生们在学校里还学不到，所以公知要在社会上来谈这些道理，这就成为公知的一项启蒙性质的工作。

在公民不能用投票和表决来参与政治的地方，在公共事务中多嘴便格外不能缺少。托克维尔强调集社和公民自治对于参与的重要性，集社和公民自治当然要用嘴巴说话，但是，能用嘴巴说话的地方不只是在社团里。今天，我们虽然不能有社团，但我们可以上网，可以微博，可以编写短信，也可以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托克维尔说，美国人乐于参与，是以美国的结社自由，尤其是政治结社自由为根本条件的，因为，“凡是不准政治结社的国家，一般结社也极少。”对于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托克维尔说：“一般结社有助于政治结社。但是，另一方面，政治结社又能使一般结社得到长足发展和惊人完善”，一般结社往往共办小事，而政治结社则都为办大事，“共办小事情的次数越多，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越来越获得共办大事业的能力。”

托克维尔还指出，结社和参与是可以学习的，而学习的途径就是结社和参与的实践：“当公民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结社时，他们会把这种结社视为特殊的和例外的办法，所以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在准许公民在一切事情上均可自由结社时，他们最终可以发现结社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的的通用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方式。只要出现一种新的需要，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结社。于是，结社的技巧就成为我在前面所说的基本知识。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它，而且都要应用它”。在不允许公民政治结社的国家里，公民的素质必然是低下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一般结社也总是为数不多，它们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熟练的运营能力。它们没有宏伟的计划或有而难以实现”。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1835年说的，差不多是在180年前了，我们今天仍然不可能有这样的参与。我们虽不能用结社的方式来参与，但是我们可以用多嘴管闲事的方式来参与，网络和别的场合给了我们多嘴的论坛，我们没有理由自己闭上嘴巴，也没有理由在还可以用用嘴巴说话的时候，说一些应景讨好的假话和空话。我写的那些收在《信仰》和《政治》这两本书的的文章，可以说都是多嘴和管闲事的结果，不见得有什么高深的学问，说的都不过是平常的道理。其实，无论是民主政治本身或是作为副业的公民政治，都是平常人能懂的道理，都是平常人能有的作为，因此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认真真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