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持续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到十六世纪晚期，已经进入了尾声。这个时候，在那些有影响的作家那里，如蒙田和莎士比亚，“对古典的热忱已经在不断衰退”，虽然古典的影响依然存在并起作用，但已经“远不是像以前那么似的深深执着”。许多人文主义者“虽然对古典任抱有真挚的感情，但已经成为冷眼的旁观者（ironical observer）,他们不再信任前辈们的那种热情兴奋和夸大的希望”。这种变化明显地反映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的新的选择上，而对古典的选择则又反映在他们新的修辞选择上。

不过是在几十年前，十六世纪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还在以罗马共和的西塞罗为他们的修辞典范。西塞罗式的修辞四平八稳、格调高雅，体现了罗马的公共生活和法庭威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崇拜罗马共和，要恢复它的高贵传统，认为西塞罗的修辞是最为合适的楷模。这样的古典修辞本身就是一种掷地有声的“雄辩”,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话当众说出来，讲清楚。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体现的是一种尊严的，光明正大的政治生活。它不使用阴谋诡计，不两面三刀，不口是心非，不使用骗术伎俩；它是一种个人的言为心声的表述，也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公共关系，听众对说话者信任、尊重，而不是随时提防他说假话，行欺骗。西塞罗的修辞代表着公共话语的良好状态（当然是理想化的），这是一种公共话语的信任和荣誉机制没有遭到破坏，有荣誉也有信任的状态。

但是，到了十六世纪晚期，这样一种公共话语状态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生活已经不再存在，讲究公共说理的逻辑话语也就被其他的话语形式所代替。人文主义者们开始转向罗马帝国时代的文体家塞内加和历史学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公元56-117），他们在塞内加和塔西陀那里找到了一种令他们心仪的“私人”话语。塞内加在《致卢西利厄斯（Lucilius）信札》中运用一种私人之间亲密而放松的说话方式，相比之下，西塞罗的修辞就显得一本正经、严肃沉重，甚至还有官腔。塔西陀的写作风格机警锐利、生动灵活，善于旁敲侧击。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中，争斗的双方都用西塞罗体来做压倒对方的冠冕堂皇文章，变成了一种“宣传”体，败坏了西塞罗体的公共作用。与这种冠冕堂皇的公共文体（就像“文革”时的“两报一刊社论”体）相比，塔西陀的文体成为受人喜爱的另类。在绝对君权政治的新政体下，西塞罗的‘雄辩’被塔西陀的‘谨慎’所取代。法国宗教战争造成的思想氛围起先将西塞罗式修辞用于政治辩论，但是，随着战争的加剧，西塞罗式的公民积极参与和辩论变得不合时宜，西塞罗式的公共话语也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文艺复兴后期的公共话语变化影响到了人们对古典作品的重新评价。法国宗教战争以后，包括蒙田在内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们对塔西陀历史著作都更加重视，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现实生活世界的态度。生活在罗马颓废时期的塔西陀不仅文字风格与西塞罗不同，他写历史的角度和素材选择也不同于较早时期的罗马作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所阅读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 公元前59 BC-公元17），他写的是罗马的兴起和辉煌胜利。塔西陀写的是罗马的颓废和衰败。在马基雅维里之后60年，蒙田喜爱塔西陀的历史和他的文体风格，与其说是一种“学术”选择，还不如说是因为塔西陀的历史和文体风格更能折射身受宗教战争之害的蒙田所熟悉的那个世界。

文艺复兴晚期时代，民众对政治越来越厌恶，对不能起到约束权力作用的公共话语也越来越不信任。就连公共话语这样一件“公器”，它本身也成了人们厌弃的东西。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强权控制了公共话语，公共话语发生了重大危机的时候，另类的私人话语都会受到欢迎，这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在其他历史时期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私人化写作”（又称新状态文学、晚生代文学、个人化写作），还有各种以半色情、白日梦、隐居或犬儒为特征的写作，这类写作因其“去公共化”而受到许多作者和读者喜好。与人们以前熟悉的公共化写作相比，它的作者角色从群体、人民或公众的代言人转变为自我膨胀甚至变态的私人欲望载体。

这样的作者是许多读者能够认同，也愿意亲近的普通个体，因为他们同样热衷于感官刺激、本能满足和肉体享乐，同样对自己眼中的虚伪公共角色——人生和思想的启蒙人士、灵魂和价值的关注者，或者阴暗现实的暴露者与批判者——充满了不屑和鄙视。这样的公共角色于是不幸成为今天被讽刺、挖苦和嘲笑的“公知”。其实，“公知”背运错不在公知，就像西塞罗文体的衰微错不在西塞罗一样。当人们很渺小地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低俗的隐私能让他们找回自己，并给他们换一种心情，安顿自己焦虑不安的心灵，并心安理得地将此当为一种正常而快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