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归的素人》在《奴性平议》篇中说：“奴性是人类的一种耻辱，同时也是一种不幸，是与理想的人性截然相反的。要从奴性复归人性，我们已经等不及让社会学家慢慢地来给我们开出奇效的药方。在我们等待药方的时候，不妨自己身体力行，先做起来，做一个能够摆脱奴性的人。”尽管作者也谈到专制官僚统治制造奴性的作用，但他把奴性首先看成是一个“人的状态”问题。在他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代序”中，他也同样把不能好好当人看作是自己一生的最大遗憾，把逃避思想罗网和政治灾祸当作自己最大的愿望。他所追求的无非是做一个普通自然的人，他自我庆幸道：“命运果然满足了我的一个小小愿望：在死亡来到之前重新过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就在他这样自我庆幸之时，他感谢的是命运让他能够重新当一个“素人”，至于他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当一个有尊严的公民，重要性反在其次了。

 在人们更多地思考公共生活、公民政治、民主宪政的今天，一定会有人觉得，这样一种专注于“人”和“人的境况”的思考取向，是不是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这种感觉和疑问是有道理的。《复归的素人》中的“代序”、《奴性平议》、《“文革”亲历纪略》等篇都是写作于文革刚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代。那时候，像作者这样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恢复起码的做人意识当成是从文革的“非人化”奴役中更生自救的第一要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作者在《亲历纪略》中写道：“非人化……从日常语言词汇开始，如‘牛鬼蛇神’、‘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以及‘割尾巴’、‘翘尾巴’、‘小爬虫’、‘害人虫’，以此来剥夺‘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矮人一等，施虐者也没有负疚之感。”文革政治对人不仅实行肉体折磨、生命残害，而且更是对人进行人格践踏、精神折磨、心灵羞辱、人性摧残。文革对人的非人化超过了人类邪恶的底线，使得全体中国人，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人性堕落之中。作者没有循文革的非人化之道，将人再次非人化，把人性的堕落简单排斥为“兽性”，相反，他从现实人性出发，把人性的堕落看成是一种与理想人性相对立，但仍属于人性的“奴性”。

80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人士许多都关心人性的问题。在当时，如何重新做人，显然要比如何当公民更是一个现实、迫切的问题。理论界人士热情地谈论人道主义，作家们真诚地呼唤“人啊，人”，他们关切得同样都首先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当公民。他们所焦虑的也首先是人应当如何避免异化，而不是公民应该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复归的素人》中关于人性和奴性的思考是80年代式的，然而，它又并不全然是80年代式的。这是因为，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人性思考，总体而言是乐观而欢欣鼓舞的。但是，《复归的素人》中的人性和奴性思考却是怀疑的，不乐观的。在这个谨慎怀疑的“素人”看来，“人性”其实包含两个矛盾的方面：理想的人性和现实的人性。理想的人性是奴性的对立面，但是现实的人性却又永远包含着奴性。对理想人性的向往使他痛恨奴性，但对现实人性的清醒却又使他怀疑是否有可能根除奴性，包括他自已身上的奴性。一方面，他希望人类能够根治奴性这一痼疾，为此他提出：我们需要“不只研究奴性的心理，还研究它的病理，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奴性是一种社会病。……如果研究者只具有道德眼光而没有政治勇气，他的研究便只能半途而废，成为一堆感伤主义的空谈或书生之见，而无补于根治这一痼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奴性是否能得到根治：“（历史的）每一种进步，都以无数被奴役者的牺牲为其代价，而且也以奴性的继续存在为其条件。迄今为止，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差别仍然存在于现有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中。即使在处于较高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当中，作为统治手段的国家机器和官僚制度，依然无一例外地普遍存在，依然控制着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奴性的存在也就成了一种宿命，人们所做的最大努力也不过是限制这种奴性的蔓延滋长罢了。”

这种对完美人性的怀疑和不乐观，使得他对文革后知识界的普遍乐观情绪，包括对“拨乱反正”的前景和国人吸取历史教训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保留。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怀疑，还不如说是一种传统人文主义的怀疑。人文主义的怀疑精神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怀疑主义。作者说自已：“保留自己的态度已成为我改不掉的习惯”，这种怀疑态度与他深受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作家影响是有关系的。怀疑主义的人生观照和知识态度深刻地反映在他所喜爱和翻译过的作品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蒙田和伊拉斯谟。

怀疑主义者既不悲观厌世，也不否定人的判断力，他们只是对人的矛盾性和理智的局限性保持足够的清醒而已。他们相信，惟如此，人才不会看不到自己的软弱、卑微、懦怯、、残忍。那些把人类带进一个又一个灾难的“伟人”们，他们自称是救世的英雄、历史航船的舵手，目光如炬的导师，他们的英明伟大其实不过是庸人狂妄的极端膨胀，以为自己的理智已经把握了绝对的真理。怀疑主义者并不信赖这类伟人，他们认为，人的狂妄自大都是从自以为是的绝对真理和高明政治开始的。他们怀疑任何自称先进的真理和自称高明的政治会对“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带来实质的变化。

“人的境况”是17世纪的柏斯卡尔首先在他的《思想录》中提出来的，然而，在此之前，16世纪的随笔大师蒙田已经广泛地涉及了这个问题。《复归的素人》中有一篇题为《散文翻译话旧》的回忆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他在三十年代就喜爱的蒙田随笔，还提到了由梁宗岱先生所做的中文翻译。他对蒙田作品的英语翻译也很感兴趣，提到50年代英国出版的企鹅版的蒙田散文新译本。他一直期盼蒙田的随笔能够全部翻译成中文，说60年代“听广东来人谈起梁氏打算译完蒙田的全部散文，…不知有无进展。”可见他对蒙田随笔的熟悉和兴趣。

   蒙田和在柏斯卡尔那里的人文主义的“人”，与18世纪“科学时代”以后的人，或者今天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人的概念都是不同的。《复归的素人》中述及的“人”或“素人”更接近的是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的“人”。前一种“人”是一个一般的个体，后一种“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或特定群体的一员）。前一种“人”因此更能够推己及人，旁及他人。而且，前一种人在自我观照中看到他人，不只是周围的他人，而且更是一代又一代生存过的，文化、生活背景不同，但却具有共同人性的他人。蒙田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全体人类的遗产。”柏斯卡尔所说的人则是基督教义上的“每一个人”（Everyman）。作为这样的“我”，自我观照的个体在普遍的自然秩序和普世人性中，而不是在有限的利益群体中确定他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个人，每个人都是普遍人性和普世人类最有说服力的具体例证，因为在他身上就包含着人类所有复杂和矛盾性。正如柏斯卡尔所说："人是怎么样的虚幻啊！是怎么样的奇特、怎么样的怪异、怎么样的混乱、怎么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才；既是真理的储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他要求伟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他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他要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充满着缺陷；他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配别人的憎恶与鄙视。"

   剖析奴性，需要对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使得《奴性平议》超出了对奴性的简单谴责，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而非道德主义的剖析。文中讨论了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三种奴性：普通老百姓的“麻木型奴性”，各种读书人的“逃避型奴性”，以及大大小小当官的“奔竞型奴性”。作为现实人性的一部分，每一种奴性都不是单一形态的，都包含了它自己的对立面：

“麻木型奴性者绝不只是纯粹的屈服，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具有被压抑下去的反抗情绪。他们自卑，但也不会没有“儿子打老子”的想法和欺负小尼姑的举动。他们绝望，但也可能寄希望于“命运”或类似的东西。逃避型奴性心理也不是单纯的恐惧和冷漠，逃避型奴性者在恐惧的同时也潜伏着抗拒的情绪，在妥协的同时又有着超脱的要求，在冷漠的外表下也可能有热烈的内心倾向。至于奔竞型奴性，它的心理结构显然复杂得多。他们用以奔竞的种种手段变化多端，其实都是某种心理因素的外在表现：崇拜与嫉妒、贪婪与悭吝、谄上骄下、欺软怕硬、能屈能伸、或柔或刚、卖人卖己、阳奉阴违、以退为进、以攻为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而无不统一于对权势地位的专一追求”。

  《复归的素人》观照复杂、矛盾的人性，结论是，承认人的愚蠢乃是学习谦虚做人的一个条件。对那些自以为大智大慧的英明人物，蒙田说过：“他们想逃脱自己，超越人类，其实是疯子的行为。他们并未因此变成天使，却是反而变成了野兽；他们并没有因此提升自己，却反而是使自己堕落。”文革和其他种种政治运动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以至人们生活在普遍的愚蠢中，却浑然不知。《复归的素人中》中收录了伊拉斯谟《愚人赞》的翻译章节，是对人的愚蠢更直接的人文主义描绘。伊拉斯谟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复归的素人》的作者一生中两次把伊拉斯谟的《愚人赞》翻译成中文，应该不是偶然的。《愚人赞》中充满了对僧侣（“理论导师”）的嘲笑和鄙视。伊拉斯谟是以一个平常人的常识和判断，来批评、嘲笑他们的高深理论话语的。他们所使用的高级切口式的奥涩语言使得基督福音的浅显教诲变得模糊不清，误导人的心智，使人迷失了做人的方向。伊拉斯谟在另一部讽喻作品《被逐的尤利乌斯》（Julius Exclusus）中，甚至让圣彼得阻挡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踏进天堂之门。

  伊拉斯谟所高举的“愚人”之镜非常符合“素人”在翻译《愚人赞》时的自我观照需要，因为“素人”的自我意识原本就是来自于与“大人”、“要人”、“贤人”的区别。他翻译《愚人赞》并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自己这个“愚人”。《愚人赞》为“愚人”的“愚”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镜像反照：一种是讽刺挖苦，另一种是认真赞美，其对象是不同的。第一种讽刺挖苦的是僧侣、神学家、君王、贵族，对“知识人”（法学家、哲学家、教师）也冷嘲热讽。这些人是《愚人赞》译者这个“素人”所拒绝的。第二种是对“愚”的赞颂，那是认真的，也是“素人”所认同的。这是一种与单纯、真实的信仰相一致的“愚”，一种普通人可以用心灵把握，不必自惭形秽的“愚”，在中世纪以后和在文革以后，相隔400多年的人们竟然在不同生活世界中身处于如此相似的“愚的境况”，审视的正是人文主义所关心的“人的境况”。

   《复归的素人》的一些篇章中涉及的也正是这种具有普遍人文意义的“愚”，它有时候可笑、可鄙，有时候又可敬、可爱。在《博士的鼻子》篇中，那位生着硕大的“酒糟鼻子”，自命不凡的博士就是讽喻的对象，他代表一种可笑的愚；而那位不合时宜地说出“鼻子真相”的小丑则是赞颂的对象，他代表一种憨直可爱的愚。在《亲历记略》中，当作者和他的牛鬼蛇神同事被红卫兵强迫从狗洞般的门洞爬进学校的时候，他注意到 “办公室的走廊上有几位悠闲的年青教师正向我们这批人张望，他们面无表情，一声不响。”面对他人正在遭受的痛苦和羞辱，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教师是完全麻木的，他们表现的是一种可鄙的愚。与此同时，作者还注意到，“这和我刚刚在校门外所见到的路人反应全不一样。在排队等钻狗洞的那一两分钟时间内，我恰巧听到人群中有人惊呼：‘这些教员犯了什么罪？怎么叫人家钻狗洞呀！’我事后想到，敢于发这种议论的过路人决不会是我辈知识分子。”这些路人也许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他们看不惯对人的虐待和羞辱，表现的是一种虽不合时宜，但正直可敬的愚。比起精明、麻木的知识人，平凡的路人更具有一种柏斯卡尔所说的“心灵有理智所不能理解的理智。”

   真实地做人、说真话，以及保持真诚的信仰，坚守这些基本的人文价值观，在一个弥漫着奴性的社会中也许既不聪明，也不智慧，因此成为一种与谁都没有好处的“愚”。但是，《复归的素人》把这些与真有关的品质看的远比虚伪、傲慢的“智”来得优秀，也更值得称道。这是他始终都对大智大慧、永远正确的“神”保持怀疑和戒备的一个原因。早在他还年轻时，他就在诗歌《火烧的山》中这样写道：

    仙人呵，我想象你脸色苍白

　　你那样精致的牙齿禁不住颤抖

　　你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你顿脚捶胸但没有翅膀

　　一匹苍蝇也比你强！

文革后，他再次在寓言小品《娱神小景》中对神发出了嘲笑，这是一个他熟悉的神：那个“竟体锦绣，手扶舵把的瘟神，巍然端坐在舱底木板上，尊荣如一位君王，但是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显出一副与民同乐的模样”，享受着人民“深深畏惧而又（谄）媚的贿赂”。这是一个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但仍然不能不谄媚讨好的神，但这个神照样还是逃脱不了那些貌似温顺的广大“愚民”的“哗笑”。（501）尽管如此，在对神的态度上，奴性毕竟还是深深印刻在这些成为人类缩影的“愚民”身上。

   作者对奴性所作的是一种人文的分析，是一般的，普遍的，而不是针对某些具体个人的。在《奴性平议》中，他并没有提到任何他在《记略》中述及的个人（例如那位“校革会主任”、那几个迫害老师、大胆作恶的学生、那些落井下石、以邻为壑的教员）。他把奴性当作人的一般境况，而不单纯是个人品质或人格问题。奴性因此成为一种对人性具有普遍意义的反衬。这样的奴性为我们思考文革的人性堕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当人们回顾“文革”对人性的普遍摧残时，一般只是说“摧毁”、“扭曲”、“异化”、“毒害”等等，至于摧毁和扭曲的结果是什么，异化和毒害的“人性”又变成了什么，往往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复归的人性》中对奴性的剖析，也许可以为我们提示这样一个概念。

   人性被摧毁、扭曲、毒害后，变异成为“奴性”。奴性是人在不能免于恐惧的生存状态下所发生的人性变异。奴性的普遍意义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属于个人的绝对身份地位（如“奴隶”身份），而是一种所有人都难免的相对不自由和屈从状态，包括那些看上去是“主子”的人们。正如《奴性平议》中所说，所有那些在不同等级中占据“主子”位置的人，在其他主子面前也都是奴性十足，这甚至包括那个地位最高的主子——“君王”。君王并不能摆脱奴性，因为在所有人都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君王也不可能充分自由；在所有人不能免除恐惧的情况下，君王也不可能完全免除空间。正如作者所说，至高无上的君王不能信任周围的奴才，他无法不害怕别人觊觎他的王位，“经年累月在怕死怕移权的双重恐怖中讨生活，这个人就不复是自己的主人了，因为恐惧是一切奴性最本质的特征。”这印证了蒙田所说的：“即使是坐在王位宝座上，他也还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  

   奴性是一种人不再拥有心灵自由，不再能为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欲望作主的失落状态，这种失败伴随着可怕的道德代价，因此而被称作为人性的堕落。就像黑暗之于光明，恶之于善，虚伪之于真实，奴性不仅是人性的变异，而且是人性的对立面。奴性不是一种原罪，它不是无缘无故出现和普遍滋生于一个社会的，它是现代权力对人的两种极端伤害的结果：“专制官僚统治制造奴性会对国民造成两种伤害：一是残民，另一是愚民。残民用恐怖来制造屈服和顺从，而愚民则用迷信来制造崇拜与感恩，同时制造对异端的仇恨。一切制造奴性的秘密全在这里。哪里的残民政策与愚民政策推行得愈成功、愈有效，那里的奴性就愈泛滥、愈深重、愈难于疗治。”奴性的可怕在于，它是一种不需要拥有奴隶身份的奴隶心态。我们都会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复归的素人》提醒我们，比起不做外国人的奴隶，甚至比起不做“自己人”的奴隶，从我们自己身上，从我们的社会中拔除奴性，那更是多么困难，多么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