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民政治和公民自理来说，说理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民主政治的公开和公平竞争来说，同样如此。这二者构成了公民说理的主要内容。在公民说理课上，有的教科书会从公民说理不是什么开始，告诉学生公民说理是什么。

例如，一本叫Writing Arguments的说理写作教科书一开始就告诉学生，“说理不是战斗或争吵”，动火和不冷静不仅会令人偏离理性思考，还会使人感觉不到公民说理的乐趣，那就是，“在一个更高的探索和思考层次上与你尊敬的人进行有创意的交谈”。学生们还需要知道，“说理不是非此即彼的辩论”，美国的总统侯选人辩论是一种相互攻击的非此即彼辩论，不应该成为学习的唯一楷模，“这种辩论的弱点是，它把辩论变成了一种旨在取胜的游戏，而不是共同探索的过程”。

说理的目的是共同探索，因此，说理成为一种公民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方式。对于提高公民自理能力和素质来说，没有什么比学习说理和交谈更有效的了。

公民说理和交谈的训练场所是课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争辩、交谈，不是一种以战胜或折服他人为说服目的的争论。早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这就已经形成了老师和学生的对话方式，这是哲学家与诡辩家的不同所在。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说，“在哲学家眼中，诡辩的说服目的在于战胜对手，把他束缚在一种奸诈的辩证法的联系中，使他哑口无语，乖乖交出武器”。老师与学生的对话正好相反，学生接受老师的看法，往往“不是因为说服（peitho），而是因为信任（pistis）”。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这也是公民有效对话的基本条件和特征。

公民对话不是为了战胜对方，更不是为了逼迫对方闭嘴，它是提问与回答的互动，它的创意在于，“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说，是让他自己的话语，让一种真理的话语诞生在他弟子的口中。不是通过武器，把他说服的胜利强加于人，而是通过一种充满信任的争论，使真理获胜；不是一个个体在一种矛盾的争辩中的胜利，单方面的胜利，而是真理的胜利”。

让自己要说的话诞生在别人口中，这种以公民同伴为交谈对象，以共同探索为目的的说理，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公民结社。公民们通过相互的理性交流而不是暴力强迫来结社。在结社与结社的相互竞争中，则需要用说服来争取对方的人员。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话语伦理中指出，越是有意愿参加公共事务讨论的人们，就越是会积极参加自由结社。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美国人善于结社， “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而其手段则是合法的。由于它们只想依靠法律取胜，所以一般都讲真话”。 美国这种说理的公民政治特点使得美国的社团与欧洲富有“战斗”性的社团有明显的不同。欧洲的政党结社，“它并不想进行说服，而只想进行战斗”。而在美国，政党结社的手法则在于用说服去“争取”或“拉拢”。

公民说理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暴力趋势，而这又是以民主的公民普选制度为条件的。对此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促使政治结社暴力趋于缓和的最强有力因素，也许是普选权。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多数从来都是容易辩别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冒充没有选举它的选民的代表。因此，各个社团都知道，而且人民大众也知道，那样的党并不代表多数。这也是它们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如果它们真是代表多数，它们本身就能修改法律而不必企求改革法律了。”没有什么时候比在普选时更需要用说理和说服来争取和拉拢民众了。

不管政治人物的目的是说服还是拉拢，他们必须用言语来争取民众，这使得民众获得了一种非常宝贵的力量，那就是公民们人多势众的力量。有人看不起民众的这种力量，把它看成是非理性的，这种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能争取到“人多”，是因为说的道理比较有说服力，能够形成“势众”，是因为所说的道理成功地引导了被说服的人，并使他们一起加入了共同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