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和“声讨”不是说理

徐 贲

民声网首发了一篇《燕赵儿女怒烧汉奸报刊》的檄文，配有多张焚烧“南方”报刊的照片，一片杀气腾腾，犹如又回到了“文革”时“批毒草”、“破四旧”、焚烧“封、资、修”书籍的场面。

文章作者署名“朗朗乾坤”，大概是要表现除尽奸恶，扫除黑暗，实现朗朗乾坤的意思。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用笔名来明志的事情历史上有许多先例，美国独立后，在辩论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和国时，争论的双方都使用了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

例如，反联邦主义者中至少有三位使用了“加图”这个笔名，指的是罗马共和后期的参议员小加图。小加图在抵抗凯撒专制失败后，流亡北非Utica继续抗争，最后拒绝投降，自杀身亡。反联邦主义者中另有一位使用了“小布鲁特斯”的笔名。罗马共和晚期，在凯撒行专制的时候，布鲁特斯领导共和的其他拥护者一起刺杀凯撒，被称为“最高贵的罗马人”。还有一位使用了卡西乌斯的笔名，卡西乌斯是古罗马将军，是与布鲁特斯一起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

这些笔名要表明的是，反联邦主义者们强烈认同晚期罗马共和的那些共和捍卫者们。在他们看来，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必定会最终毁掉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家，他们坚持反联邦的政治立场，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共和，而他们的对手，联邦主义者们，则是“反共和”的。反联邦主义作者还使用一些具有其他共和政治含义的笔名，如阿格里帕（曾经在北非与加图一起抗击凯撒）、辛西那提（共和罗马将军，带领国家战胜敌人后自动解甲归田）、Vox Populi（拉丁文“人民之声”为笔名的，暗示自己站在人民一边，不相信那些主张联邦政府的少数精英）。

联邦主义者也同样使用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例如，《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是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个人分别写的，但都统一署上“波里乌斯”的笔名。波里乌斯是公元前509年领导推翻君主制的4位贵族之一，成为罗马共和的执政官。Publius本身的意思是“公众”，波里乌斯有个绰号（当时罗马人有绰号，就象水浒传里的人物差不多）叫“人民之友”。汉密尔顿等三人用这个笔名，表明他们在为建立美国共和而努力，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表明自己在共和出现危机时捍卫共和，双方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在都坚持共和这一点上却又是相同的。双方的争论留给世人后代的便是充满了政治智慧和说理精神的《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

仅仅用笔名并不能让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具有说服力，说理必须通过说清“理由”，才能产生效果。“文革”时，那些用“全无敌”、“铁扫帚”、“清道夫”、“螺丝钉”为笔名的人们，他们使用的不是说理的语言，而是充满暴力的“谴责”、“声讨”和“讨伐”，他们留给今天这一代中国青年人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似乎在《怒烧汉奸报刊》中有了答案。文中充满了结论性的“谴责”和“声讨”，如“南方汉奸报系，向来以攻击中国共产党、篡改中国历史、恶毒攻击人民领袖、大肆贩卖普世价值而臭名昭著”。谴责性的结论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结论是以什么“理由”来支持的呢？“说理”与“不说理”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理由。说理不仅需要为观点提出理由，还要提出可靠的理由。

在“朗朗乾坤”那里，所有结论都是不需要理由的，既然如此，结论也就变成了可以随意罗织和强加的罪名，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罪名：“这些汉奸媒体在买办头子的授意下，在美帝反华势力的豢养下，……行倒党亡国之勾当，妖言惑众、造谣诽谤，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将中国引向肢解、殖民的境地”。这和当年“文革”中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一样的手法，就连表示激愤的用词都是一样的——“是可忍熟不可忍！”

不说理的“谴责”和“声讨”会使社会笼罩在暴戾、仇恨和恐惧的阴霾之下，谁都可能被别人随时安上可怕的罪名，成为被讨伐、迫害、诛杀的对象。为了不被讨伐，就必须成为讨伐者，为了不成为暴力目标，就必须成为施暴者。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让它在中国重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