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字的谎言

徐 贲

  我有一位邻居，为了表明他支持美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占领运动”，在自己的前院里插了一块牌子，上面是一句占领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意思是，占领运动对抗的是那个属于1%的富人特权阶层。我跟这位邻居很熟，所以问他，你真的相信这句口号的数字吗？他说，为什么不？我见他说得很坚决，为了保持邻居和气，决定不再与他多说什么。

  我们居住的这个街区，在上个世纪初，随着美国西部铁路的开发，形成了一个蓝领工人的居住区，房子都不大，一般是二三个卧室，再加饭厅、客厅、厨房和厕所。近几年这个街区房价高涨，已经很难找到蓝领阶层的居民了。我这位邻人是一位律师，前几年花了90多万买下了他现在的住房。他称自己是属于99%的美国人，属于“广大的美国人”，但他与那些失了业，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又哪里是属于同一个阶层呢？

  马克·吐温说，“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占领运动的“我们是99%”就是一个统计数字的谎言，而我的邻居正是上了这个谎言的当。

一个国家的贫富界线该如何划分，本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贫富悬殊的实际状况在各个地区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贫富最为悬殊的地方其实并不在华尔街。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今年的一项数据，贫富差距最大的是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Bridgeport-Stamford）地区，那里最富有的20%居民，收入占整个地区收入的57.4%；而最贫穷的20%居民，收入则只占整个地区收入的2.5%。这一差距是美国516个人口调查区中最大的。如果按这个划分方法，我这位律师邻居，怎么说也应该是我们城市里最富有的20%居民中的一分子。

  许多美国人对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一直都是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政府总是喜欢公布对它有利的数据，而隐瞒对它不利的数据。早在1914年，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曾这么说：“你我永远在受普查执行者和普查制造者的摆布，不同的是，普查执行者得挨家挨户地敲门，而普查制造者则自己就能把结果创造出来。” 李普曼的话在美国似乎有些夸张，但在许多别的国家里却是相当真实。

1989年以前，东德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稳固的。一直到政权垮台前不久，全国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政府的景象。1989年春，据东德国安部统计，全国只有2500名异见者和60个“死硬分子”。东德的宣传极其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外国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其实是上了统计数字这个谎言的当。

统计数字是精确说谎，还有一种模糊说谎，利用的是那个叫做“借用众人（ad populum）”的谬误逻辑。它要造成的假象是，如果许多人都这么认为，那一定是对的。它总是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人民”、“群众”或“老百姓”来做主语，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春节晚会”、“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利用“人民”的名义能造成人多势众、当然正确的宣传效果。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例如，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广大群众说，……”、“大伙纷纷表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

另有一种是结合了精确和模糊的双重手法，例如，最近有领导总结说，“重庆的‘唱读讲传’已为广大市民所接受，参与面高达97.3%、满意度达96.5%”，这就是既“广大”又有百分比(精确到一位小数点)。李普曼要是还活着，一定会问，有多少人参与了这项“普查”呢？是挨家挨户敲门问出来的，还是什么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呢？

加拿大作家黎考克（Stephen Leacock）说，“古代没有统计数字，所以人们只好干脆说谎”，看来，在不干脆的说谎技艺上，今人比古人有了长进。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