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卫的“城堡法”和“不退让法”

徐 贲

2011年1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少年萨维德拉(Jorge Saavedra，当时14岁)遭到同校同学努诺(Dylan Nuno，当时16岁)的欺凌攻击。两人在巴士上发生冲突，努诺尾随着萨维德拉下车，并用拳头袭击他的头部，然后萨维德拉向努诺的胸腹部连捅12刀，将其心脏刺穿而死。不久前，佛州地方法院法官以“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 Law）为依据，判定萨维德拉“未成年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

美国现在大多数州都有某种形式的“不退让法”，在英语中，“不退让”的意思是不屈服，这是一条“公民自卫法”，也就是，如果别人侵害你或对你有非正义行为，而公共权力又不能予以你应有的保护，那么你就有权利进行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尤其是人生安全的权利。

“不退让法”常常与另一条公民自卫法相提并论，那就是“城堡法”（Castle Law）。“城堡法”指的是公民在自己家里没有退缩的义务，可以为维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进行暴力抵抗。“城堡法”的限度是，只能在“城堡”范围内使用枪械（一般指住房，少数会扩展到院子，独立车库，自用车，乃至合法使用的工作场所，暂住场所等）。入侵者上门看见你掏枪，扭头跑出去了，这时候还开枪打他，就是攻击行为（已经超过必要自卫的限度）。

不久前，美国俄克拉何马州18岁女子麦金莉(Sarah McKinley)家中有两名持刀歹徒闯入，麦金莉为了维护自己3个月大男婴的安全，持霰弹枪击毙歹徒，法官依照“城堡法”，判定她无罪，不予起诉。

“不退让法”可以看成是“城堡法”的外延。按照这一法律，在城堡以外的地方（包括合法停留的公共场所），当一个人面对侵害时，他也可以不作退让，进行自卫。不退让自卫必须是当事人在有合理理由，认为自己受到生命威胁时，才可以动用致命暴力。但是，理由的合理性往往并不容易证明，因此会有争议。萨维德拉杀害同学努诺便有这样的争议。

首先是，努诺对萨维德拉的欺凌究竟对他构成了多大的安全或生命威胁，在此案中的“努诺用拳头袭击萨维德拉头部”的细节，就是为萨维德拉自卫提供合理性的。而且，美国有法律规定，学校凡是发生欺凌事件，学校有责任备案并迅速处理，萨维德拉的学校是知道他经常被欺凌的，在这个事件中，学校要负很大的责任。因此，萨维德拉自卫的合理性又与学校的失责有了联系。对这个案件的判决，面前还是存在着争议，但更多的是引起了社会对学校欺凌问题的高度重视。

欺凌是一种暴力，欺凌能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在许多国家受到医学、社会、心理等学科研究的关注。据美国医学协会估计，美国每天有1.6万个孩子因害怕欺凌而以头痛、胃痛等理由拒绝上学，这也反映了欺凌所造成的焦虑和压力严重后果。萨维德拉的暴力行动可以说是焦虑和压力的一次恶性爆发。

在美国，虽然有“城堡法”和“不退让法”，但并不鼓励公民在法律程序之外自行使用暴力。这是因为，公民暴力的后果会非常严重。以加州为例，现有的一些法律条款确实限制检察部门对开枪自卫者进行刑责追究，但是，民事部分还是不能覆盖。也就是说，你如果自卫杀死了他人，虽然可以不坐牢，但死者家属仍然可以与你打死人的赔偿官司，官司无论是赢是输，或是和解，都足以让一般人倾家荡产。美国警方对市民的告诫是，如果有人抢劫你，不要与他缠斗，要相信法治的正义性和力量，社会需要的不是公民斗士，而是法庭上的证人。

“城堡法”和“不退让法”包含的不仅仅是某种公民权利，而且是公民权利所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那就是，即使你做的是一件符合权利或正义原则的事情，它仍然可能给你带来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采取激烈和暴力的行动之前，一定要三思而行。公民不仅要有正义意识和行动的胆略，还更需要行事“明智”（prudence）。从古希腊时代起，明智就一直被当作一种理性的，成熟的，高境界的美德，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的法律和一般规则都有例外，这个事实并不能推翻法律和一般规则对于人们行为的普遍指导价值。任何自卫杀人的理由都不能推翻禁止杀人的法律和规则。“城堡法”和“不退让法”也是一样。它们的存在只是意味着，普通人和法官都可能在实际生活中遇到必须作出痛苦抉择的情况，这时候，真正的人道、不杀生可能需要变通的规则，有时候甚至是相当大的变通。

仅仅依靠法律或法律的变通，都会有时候被证明是不够的。法律必须维护，而正义也必须伸张。要判断在什么时候究竟该如何去做，有时候只是一刹那间的决定，再明智的人也很难保证总是能够把握得恰到好处。但是，在一个有“城堡法”和“不退让法”的民主法治国家里，公民自卫的合理性毕竟要比在没有这些法律的国家里受到重视，因此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就事实上多了一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