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的非理性话语

徐 贲

谢谢大家今天过来听我的讲座，也谢谢南方都市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是第一次到广州来，能够和这么多的朋友一起见面，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提到了文化界教授话语里的逻辑问题，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公共话语危机里严重的一部分。公共话语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人群里，有不同的话语方式，比如说公共出版物，刚才主持人也已经提到了，像《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还有网络暴民或者是愤青的语言，再有就是宣传和广告。此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假话、大话、空话。然而，我们寄予希望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的话语同样有问题，汪晖这个事我昨天看到报道，也是很有感触。我们都说知识分子，或者大学教授们，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应该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说话，至少是懂得如何在公共场合说话。汪晖的粉丝一般都是念过很多书的，跟愤青是很不一样的，都属于知识人群。

在不同的人群中，话语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根本不想讲理，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些人不讲理，因为讲理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有说话权，而别人没有，他们不讲理你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来说讲理是多余的。他们不讲理是因为他们有控制公共话语的手段，我们需要用公民自由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自由的媒体、自由的公共言论空间。

我今天也不讲具体的逻辑细节，因为这些细节问题，在美国学校里，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教起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了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到高中，美国的学制是这样的，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小学，六年级到八年级是初中，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是高中。每一个年级当中，从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说理内容我今天就不说了，大家很容易在网络上获得。

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公共话语恶化的第二种情况，那就是有的人不知道怎么讲理，他们没有受到过相应的培养教育，他们不知道怎么理性而逻辑地说话。因此，在与别人交流时，他们对自己的逻辑混乱或者认知缺陷问题，不能有很好的察觉。别人话语中如果有这些问题，他们也不能很好地察觉。这是一个知识和启蒙的问题，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解决。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美国小学四年级就已经开始这样的教育了，当然每个年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也会提到美国说理教学的课程设置方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不能改变公共话语所存在于其中的那个制度，或者一下子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是有问题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关于汪晖事件的辩论，我想说一说辩论的问题。很有意思的是，今年我看到你们这里的大学作文，几乎没有一篇是以公共问题辩论来命题的，很多都是可以让学生抒情，或者只是发表他自己一个人的意见，几乎没有一个作文题目是学生必须考虑对方不同意见的，这是很奇怪的。在美国，大家可能都知道，考SAT近几年加了写作这一项，写作往往要求学生写一个辩论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呢？它不光要说自己的看法，而且一定要考虑对方或者是别人不同意见的看法。所以在一篇作文章里，如果你没有考虑到对方不同的理由或者是立场，得到的分数就低于C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DCBA，A当然是最高的了，低于C就是不及格了。学生的作文不考虑其他人的立场或者理由，就自动低于C，那就是说公共话语一定要考虑别人不同的说法，就是这么重要。这种说理教育是在学校里发生的，要求学生掌握，而且，之所以能够使大多数学生掌握，就是通过考试这根指挥棒来进行的。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教学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就已经提到了我教英语说理写作，是的，教学中会涉及许多具体的公共说理细节。

我今天要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谈公共说理，当时不是叫说理，而是叫修辞。修辞本身没有好与坏，看你怎么用，用得正当就是好，用得不正当就是不好。修辞的方法是常用的，我给大家念一段文章，里面就有一个叫“似是而非”的修辞手法：为汪晖辩护的人说，“他抄的是小的，为了成就大事业，所以是合理的。但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后大学者都有抄袭的特权，希望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年轻学者，也都应该有抄袭的特权，否则你就妨碍中国变成学术大国。要变成学术大国，中国必须首先变成抄袭大国。”这是林毓生先生在访谈里说的。林毓生先生把挺汪晖者的逻辑推向它自己的滑稽结论，你要变成一个学术大国，就要变成一个非常不学术的抄袭大国，揭露的就是挺汪说法的那种看上去有理，其实谬误的“似是而非”。

但是，“似是而非”也可以用作一种正当的修辞手法，例如“自由”的观念就可以用似是而非，或者说似非而是的手法来表述。什么是自由呢？自由的合理性来自于限制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如果只是你的事情，不成为公共问题，但是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么就不是正当的自由了。在中国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经常在饭桌上听到教授们讲黄段子，不管有没有女教授在场，都是照讲不误。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自由”的问题。你讲黄段子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是别人，特别是女同事，有不听你黄段子的自由。当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性骚扰了。真正的自由包含着自我约束，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包含着对自由的限制。

希腊的话语伦理讲究说话要有真实的内容，脱离了真实的看法，说得再巧妙也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忽视真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也经常出现。那一天《南方周末》的一个编辑跟我来信，告诉我，他收到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批评报纸报道汪晖抄袭是一边倒，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到美国的中学课堂上就不难解决了。从小学四年级时，老师教学生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辨别事实和看法，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就是一个看法，任何看法都是必须要证明的。

我们在汪晖这个事情当中，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四年级的基本区分来看这个问题，汪晖的文章和别人的文章有文字的相同，这是一个事实。在事实问题上，永远是一边倒的，也应该一边倒，因为事实有真实引力，就像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定是往地上来，不会往其他方向飞。真实将所有有理智的人都引向一个方向，事实是一边倒的。但是，看法不同，看法不应该一边倒。在汪晖这个事件当中，连汪晖的粉丝也不否认他的著作有一些东西跟别人是一样的，但是不等于说有了这个事实就没有不同的看法了。不同的看法有两种。

首先，我们可以为这个事实做不同的“命名”，命名是一种看法。比如有的人说这是“剽窃”，而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学术不规范”，说剽窃或者是用学术不规范都是对汪晖挪用他人这个事实的看法。说不当挪用或者是挪用，就比较的接近事实了。第二种不同看法是关于如何对待汪晖挪用或不当挪用他人的，也就是对事情严重性和性质的看法，比如说在访谈中，林毓生先生认为，必须要严肃的对待，不然的话清华大学校方就要负起责任，这是非常严厉的。还有人认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需要追究，可以不了了之。这些都是看法，不同的看法都是需要证明其合理。这就是说理。但是，不管如何证明，看法是不能代替事实的，无论什么样的看法，都不可能把汪晖挪用这个事实说没了，而且汪晖自己对这个事实的看法也很重要，应该自己说出来，事实和看法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区分。

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都有逻辑，我也是同意的。的确，逻辑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东西，如果我们将公共话语仅仅归归结为逻辑，这就太浅了，就像学语言的人，基本的语言能力都是有的，比如说主谓宾，这是不需要学习的。当用一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时，想都不用想，说的话一定是准确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来就有的能力，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只要将它唤回来就行了。我们在学校里将这些基本的语法，或者是基本的逻辑告诉学生，都是非常简单的知识，因为一个小孩子学起来都不会太难。

人有问为什么的本能，为什么提供的就是基本的逻辑解释。两三岁小孩子经常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然小孩子不能辨别你给他的为什么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为什么，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为什么，他就觉得事情得到了解释，这是人的本能，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关于人接受不同的为什么理由的，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接受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理由就行了。说明人为什么要理由的实验很简单，在使用的复印机前，一排学生在那里排队，然后安排了几个学生去插队，有三种插队的方式，没有理由就去插队、用不是很好的理由插队，和用好的理由插队。结果没有理由插队的人也可以插到的，大概是64%，插队成功了。但是有理由的人，用很差劲理由的人，成功率高的多，比如说我只有一张你让我先印，我马上要上课你让我先印，这一类理由成功率达到93%.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成功率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些用非常好理由的人、非常正当理由的人，成功率不过94%.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的心理当中，宣传不仅是宣传者来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认知机制里，有很多非常容易、非常愿意上当受骗的因素，所以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广告，大家看了这么多广告、听了这么多宣传，明明可以总结上当受骗的经验，但却还是那么容易上当呢？这是因为我们很少检查自己受骗上当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理性说理、辨别真伪的普遍公民能力，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当中形成的，它并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的。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