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民当傻子的“开明君主”和“伟大领袖”

徐 贲

人民期待伟大、英明的领袖，把出现这样的领袖视为江山社稷最安全的保障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在过去的五六百年间，伟大领袖从“开明君主”逐渐变化成为先进政党的掌门人。伟大领袖是在古典共和的理想衰落和破灭后崛起的新型政治权威。

十六世纪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君主政体的时代，列奥·施特劳斯说，“那个时代，无论是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还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国的时代；君主政体正在上升，方兴未艾；共和国毋宁说是时过境迁了。” 这个时候，欧洲的政治状况动荡不安，那些有权势的王室，如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法国的瓦罗亚王室、德国和尼日兰低地的哈布斯堡王室，不仅巩固了君主制度，而且使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骄横。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序言之后的前五章，讨论全都是“暴君专制”。

君主政体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教育和培养一个英明、伟大、睿智的君主。君主不仅代表合法的秩序，而且他本人就是这种合法秩序的象征，破坏这种秩序是最大的罪恶，必须受到严酷的惩罚。但丁在他的《论暴君》(1400)中为凯撒辩护说，凯撒维护罗马的稳定强大，所以不能说他是暴君，但丁在《神曲》中更是把谋杀凯撒的布鲁图斯(Brutus)和卡西乌斯（Cassius）打进了“地狱”。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任佛罗伦斯执政官的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 1331-1406）为但丁辩护说，把这两位以保卫共和为名谋杀凯撒的罗马人打入地狱是完全应该的。马基雅维里也认为君主（即他所说的“新君主”）理所当然体现了正当秩序，他在《君主论》中，讨论了不同的“新君主国”­（“通过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军队或因为走远而取得的新君主国”、“以邪恶之道窃取的君主国”、“市民的君主国”、“教会君主”），所有这些君主国在他那里只有统治难易的不同，但并没有统治合法性的区别。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教育，不是教育一个君主3岁学会了开枪，9岁时射中移动的目标，或者在未满8岁那年，驾驶大型货车疾驰约120公里，平安到达目的地。君王教育不是杀手或驾驶员的教育，而是“完美之人”或“统治之人”的教育，或者是这二者的结合。如果说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1516）是前者的代表，那么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1513）便是后者的体现。知道《论基督君主的教育》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而许多人却都知道，或者至少听说过《君主论》。这可以看出是历史和人类经验对古典著作的自然筛选作用所致。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后，人类对于教育完美之人的君主早已不抱无谓的期待或希望，但却对统治手段高明、毒辣的专制君王却是充满了恐惧与好奇。

六个多世纪以来，那些统治手段高明、毒辣的专制君王，包括那些不以君王的名义施行独裁专制的领袖伟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统治法术，那就是，口头上把抽象的“人民”捧上天去，而实质上则是把自己的人民当傻子。

《君主论》是一部君王教育之书，但书中的许多建议其实都是许多暴君早已无师自通了的心得体会。例如，只要不妨碍到他们的权力利益，暴君们也会讲道德仁义，也会许下诺言，信誓旦旦保证遵守。不用马基雅维里教他们，他们也知道，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并不需要重视遵守诺言，重要的是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在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君主决不会遵守信义，但仍会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

至于其他的品质，马基雅维里告诫道，君主必须在表面上装出慈悲、忠实、仁爱、公正、笃信的样子，他甚至主张，一个聪明的君主一定要用策略造成一些反叛自己的仇敌，然后再用强力把仇敌消灭，这样才能使自己名声大振。君主制政治上只应该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考虑正当与不正当，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说：“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要去实践那些认为是好人应做的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马基雅维里对君主因受教育而变得道德仁慈并不抱希望，而且也认为没有必要。这也许正是他对君主制性质的最为明智的判断，这就像在一个官场因政治制度而几乎整体彻底腐败的社会里没有必要对贪官进行道德教育一样。布克哈特说，马基雅维里写《君主论》，“那时（君主）国家正处于穷途末路、腐败不堪的状态中，而他所提出来的挽救办法未必都合于道德”。

比较开明的君主们，他们的出现纯粹是历史的偶然，文艺复兴时期便是这样一个历史上少之又少的偶然时期。即便如此，君主们之间充满了剧烈的权力争斗和不断的战争，即便有开明的专制政治，那也只能是摇摇欲坠，危机四伏，从来没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制度，美国建国之父们在设计美国民主共和制度时汲取的就是这个教训。

文艺复兴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专制统治不择手段追求权力功利，维护权力统治的时代，这样的统治者——无论是“开明君主”还是“伟大领袖”——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仁义道德教育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用民主共和的制度来防止出现暴君就要远比用道德教育来感化明君来得更加现实，也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