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普遍不受选民待见。选民挑选候选人，当然主要是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但也会考虑到候选人的个人品格和素质。从三场辩论来看，无论是形象、临场表现、政策内涵、对政务和国际关系的熟悉程度，希拉里都占了上风。反观川普，他虽然咄咄逼人，但政见建设性内容、言论毛躁粗俗、缺乏自控，再加上有侮辱和蔑视妇女的前科（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按理说，希拉里在民意上应该占压倒性优势，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希拉里有说谎和不诚实的坏名声——从电子邮件丑闻，克林顿基金会的运作，到维基解密所披露的她助手的邮件，显示希拉里在付钱给她演讲的华尔街大佬面前（或她需要的竞选捐款人面前）所说的话与对选民所说的话有明显的矛盾。在许多美国选民看来，公共人物的说谎是一种政治欺骗，也是公共人物的严重失德。

 

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社会，也就有了政治欺骗，但对于政治欺骗的合理性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传统政治哲学认为，某些出于公共考量的谎言是合理的。例如，柏拉图认为，对人民讲一些不实的故事，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等级，安分守己，因此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希腊语里，柏拉图用来描述这种有用谎言的字是gennaion，是“高尚”的意思，也指“品格崇高”和“良好教养”。19世纪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说，“绅士”（上流人士）知道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间不说真话。那些了解高尚目的的人，为高尚目的说谎，是可以原谅的。在第二次辩论中，希拉里用林肯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暗示只要是对国家有益，就可以对不同的观众发表内容矛盾的讲话，结果受到了批评者的嘲笑。

 

美国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在《谎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一书里把一切政治谎言视为民主社会的公害，可以说是对“高尚谎言”的直接驳斥。她指出，政客或政府欺骗民众主要用三种理由：睿智高明、出于无奈、政治常态。

 

第一种理由是，领导者比民众更了解什么是对国家有价值的目标，更清楚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他们认为自已有决定如何对待民众的特权，“他们认为，那些被他们欺骗的民众没有正确判断的能力，或者会对正确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欺骗民众是为爱护民众和为民众服务。

 

第二种理由是，领导者隐瞒真相，施以骗术，实为不得已之举。国家会面临长期的任务或困难，如经济落后、贫富不均、体制腐败、战争等等，领导者有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民众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能理解领导的长期规划。这时候，“欺骗可能是政府为了取得领导结果而不得不采取的唯一办法”。

 

第三种理由是，欺骗是政治现实，是政府运作的基本手段，“国家利益的重大目标需要某种程度的欺骗才能克服强大的阻力。谈判必须避开公众的耳目，无政治经验的民众根本无法理解讨价还价有多么艰辛”。欺骗是一种处理事务的高超能力和智慧，“政府要领导人民，就必须行使某种欺骗”。

 

博克认为，这三个理由都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如果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理由都不具有充分的说法力。他们从以前的经验中学会了怀疑，不相信政客或政府的美好说辞。

 

首先，政治经验告诉人们，“他们不能毫无疑问地同意，那些说谎的人就一定是大公无私或者判断正确，不管他们自称有多么良好的意图。他们知道，许多谋取私利的欺骗都是用公共利益在掩护伪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再没有私利动机的欺骗，也会滋生腐败和扩散虚伪”。

 

其次，政府确实会因为不得已，而需要策略性地保守某些秘密（或者说某些谎言），但是，事过之后，就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但经常是，暂时保守的秘密变成了永久的秘密，谎言变成真相，而真相从此石沉大海，从人间消失。人们再也无法追究或检验那些暂时的谎言究竟是不是必要的谎言。

 

再者，政府说谎虽然难以完全避免，但“不同社会之间，存在何种欺骗和在什么程度上有所欺骗却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同一个政府里的不同个人之间，一届又一届政府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这就要求人们去探究，“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如何去提高诚实的标准”。如果说欺骗是政治现实，那么就需要更深入细致的公共讨论，弄清这是一种怎样的“现实”，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去改变它，而不是把它接受为我们的宿命。

 

这次大选期中，希拉里一直没能摆脱欺骗和不诚实的恶名困扰。民众和媒体对此揪住不放、穷追猛打。这并非因为她是当今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说谎者，而是因为普通美国人似乎为政治人物设置了比许多其他国家更高的诚实标准。许多选民认为希拉里没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管美国多么需要她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都仍无法将她认同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