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消息说，10月11日晚常州高速公路上一辆汽车撞上护栏燃烧，火光冲天，却不见车内有人逃出。后来才知道，车内的一家三口已全部被好心人吴晨嘉安全救出。吴晨嘉将人救出才5秒钟，汽车便发生爆炸。我由此想起了不久前美国媒体报道的一桩消息，美国伊利诺州75岁的的退伍军人弗尔农(James Vernon)在图书馆担任义工教授西洋棋时，突然有一名手持猎刀的暴徒闯入教室。面对舞刀的暴徒，弗尔农空手夺白刃，将暴徒制伏缴械，虽然他自己被刺伤，但让16名学生毫发未伤。

这两件舍己救人的事迹令人钦佩，是因为当事人做了一般人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舍己救人者被称为英雄，不仅因为他们勇敢，而且更因为驱使他们勇敢行为的是利他动因，而不只是为了自己保命。

人为什么会有舍己救人的利他行为？一般凭常识和经验的回答是，这是一种本能的，不加思考的良心行为。但是，人这种良心激发的本能利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美国心理学家艾略特·索博(Elliott Sober)和哲学家大卫·威尔逊(David S. Wilson)合著的《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便是要从人类的进化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利他分为两种：生物利他和心理利他。生物利他是一种本能行为，如果一种行为损害行为者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受益，那就是“利他”。不会思想的生物也可以有生物利他，例如，蜜蜂为保护蜂巢蛰人后死去。心理利他则是一种动机行为，这种利他因有帮助他人的想法、冲动、情感（动机）而起。这两种利他之间的联系可能就是人类的进化。

达尔文在《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 1871）中述及部落战争中的个人勇敢行为，他们为部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达尔文因此设想，如果个体竞争是一种以利己为原则的自然选择，那么，舍己为群的利他特点不能用同一群体中个体竞争的自然选择来解释。所以他提出了“群体选择”的假设。

蜇刺后死去的蜜蜂、自己不育后代的工蚁、人类舍己救人的道德行为之所以在进化过程中产生，是因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使然。进化的利己特征只是在个体层面的自然选择中形成的，而在群体层面的自然选择中则会产生利他的特征。尽管达尔文只是稍微提到了群体选择，但在进化心理学的“现代综合”（Modern Synthesis）时期（约1930-1960），这个观念受到了进化心理学家们的高度重视。然而，自1960年代后，由于利己被认为是进化过程中唯一可靠的自然选择，群体选择的观点遭到冷落。索博和威尔逊的《为他人》就是为了要扭转这一趋势，从进化论的角度证明利他是人类必然会有的行为。

他们提出一种多元的利他动机论，那就是，人行为的动机并非是要么利己，要么利他，而是可以包括利己和利他。人有利他行为，并不意味着不利己，而是说，人并不绝对只是利己。

绝对的利己论是一种非常强势的观点，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利己动机驱使，即使是看上去是利他的行为（如无偿献血）也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终结利己欲望（我为陌生人献血，在我需要时才会有陌生人为我献血）。在绝对利己论看来，舍己救人是出于对他人的同理心(empathy)，同理心其实是利己的，对他人的关注其实是一种自我关注。由于同理心，见死不救的行为会让人觉得良心不安，因此救人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良心安宁。

索博和威尔逊从进化论来质疑问这样的绝对利己论，他们提出，利己和利他是在不同层次上进化而来，人的行为动机在不同的层次上起作用，形成了多元的动机。利他是在群体与群体的竞争中被自然选择的遗传特征，在不同的群体中，利他的特征并不同等程度地存在，而且，由于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会显现出更大的差异。一个群体中的众个体如果有较多的利他，就会比较少利他的群体更有自我保存和延续的能力，竞争力也就更强。只是利己的群体犹如一盘散沙，多利他的群体则更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关键时刻，这两个群体的竞争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舍己救人的受益者不只是利他行为的直接个体对象，而且更是整个群体。整体因利他而强大，也许这才是利他在自然选择中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