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最新的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Quinnipiac University Poll）显示，民众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诚信（honest and trustworthy）评价跌到了新低，信任与不信任的分别是57%和37%。今年6月中旬，同一民调发现，三个“摇摆州”（佛罗里达、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州）里，认为希拉里不值得信任的选民分别占51%，53%和54%；认为她值得信任的则分别为43%，40%和40%。6月初的CNN/ORC民调显示，在全美范围内，认为她值得和不值得信任的选民分别是42%和57%。

在这之前，5月份《读者文摘》做了一次“美国100位最值得信任者”的民调，发现政治人物中排名最靠前的是前总统卡特（第24位），希拉里是51位，而奥巴马则是65位。100位中排名最前面的四位都是演员，从1到4是汤姆·汉克斯（Tom Hanks）、珊卓·布拉克（Sandra Bullock）、丹佐·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和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

许多选民怀疑希拉里的诚信，主要与她以前一些被视为“不诚实”的行为记录有关，包括在美国利比亚大使馆遭袭击问题上的推诿、公务用私人手机并删除手机信息（尚未充分证实）等等。诚信问题是否会影响她在2016年大选中的选情，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选民在挑选和评价政治人物时，诚信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的考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选民对希拉里的疑虑包括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她的诚信，另一个是她是否真的关心选民的切身利益。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前一个是她总的做人是否诚实可信（当然是从她的行为记录所做的判断），后一个是她在具体事情上是否能诚心诚意地对待选民的要求。一般来说，做人比较诚实可信的政治人物，当选后会比较真诚地对待选民的要求，比较能真实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当然，这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推测，并不具有十分的确实性。

在美国，政治家的诚信只是一种办事方式和能力的担保，不是一种道德意义的人格或品质。对美国人来说，民主选举的目的是挑选一个尽量比较可靠的仆人，而不是一个道德高尚、供人敬仰的主人。美国人对政治人物的总体评论不高，自然不会独独对他们的诚信抱有不切实际的期盼。在所有的仆人中，自称是“人民公仆”的政客是特别不可靠的，正如戴高乐所说，“为了要当主人，政治家先扮演成仆人”。

美国人对政治人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即使个别政治人物有比较好的诚信口碑，也无法改变这种整体印象。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James M. Burns)等人在《美国式民主》一书中说，“美国人对政界人士似乎持有一种爱恶参半的态度。我们渴望有人领导，但又不希望受人干涉。而且，我们疑心政界人士野心勃勃，串通合谋，不讲原则，投机取巧，以致贪污腐化。”美国人对政客谋求私利抱有习惯性的戒心，“三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一人对政界人士的诚实程度和道德水准评价低或甚低。连政界人士自己也看不起他们的职业。纽约州的一位县议长在地方和州的政界混迹一生之后，把政界叫做‘疯人院和污水池’”。

对政治人物，包括政治领袖的怀疑和不信任是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一部分，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征。相比之下，反倒是专制制度下的人民更期盼和相信具有超凡魅力、高尚品格，能让他们寄予厚望，带领他们前进的领袖。即使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受骗，他们也仍然愿意在抽象层次上深信领袖的诚信，为他的不诚信过失开脱。康德把人类看成是这样一种动物：一旦他生活在与其同一类的其他人之间，他就需要一个主人。康德的这个观点似乎更加适用于与美国不同的制度。

正是由于美国人的政治现实主义，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对选民对她的诚信不佳印象似乎并不太担忧。美国《时代》杂志6月17日刊登的评论《希拉里·克林顿不值得信任有关系吗》(Does Hillary Clinton’s Trustworthiness Matter？)认为，对希拉里诚信度不高的民意调查，“评估其结果是否重要，现在还为时过早”。共和党民意测评家尼尔·纽豪斯(Neil Newhouse)说，“如果跟你竞争的对手比你更不值得信任，那么你不值得信任也照样能够当选。在这个意义上说，诚信只是用于比较政治人物的一个常规项目，而不是为这个项目预设的达标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