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权力阿谀奉承或在关键时刻胆小怕事，专家成了人们眼里的“砖家”。

最近，国内股市剧烈震荡，常有“投资专家教你巧避险”之类的建议文章，但有的股民对专家意见不以为然，认为“砖家们又吹捧价值投资了，暗地里哪个不是考消息吃饭的？”还有的称，“听砖家的，最后让你赔的连裤衩都不剩。”

这年头，“专家”和“公知”一样，不但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甚至还成为许多普通人嘲笑的对象，在非理性的民粹反智主义和时髦的后现代知识权力论的夹击下，大有“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忧患。

一个理性社会与专家的知识，这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有益于社会福祉的专家知识是否仍有需要和可能呢？一些后现代理论把知识看成是权力意志的附庸，认为知识与权力不会最终分离。与此同时，民间对专家的不信任则更多地起源于对专业知识性质的缺乏了解，并因为缺乏了解而抱有一种直觉本能的怀疑、戒备和不信任。它认为，“专家知识”不过是精英人士掩盖自我利益，忽悠普通人的伎俩。

梁启超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1920）下篇《中国人之自觉》中讨论了专业知识对于改造中国政治的意义，提出了“职业选举法”的主张。他认为，“国会被议员辱没透了”，是因为那里“只是聚着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挂上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 翁自命”。国会里两院中“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将国中种种职业团体，由国家赋予法人资格”。专业知识应该成为选拔国会这一院代表的资格标准，“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饭的政客。就使未能遽报肃清。最少也什去八九。就算是替政界求得一张辟疫符”。

著名传媒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里用专门一章来讨论专家知识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将“精英”与“草根”对立起来，认为民主政治应该“在各种情况下都尊重专业知识”，但那必须是真正的专业知识，而不是为某种利益“客户”服务的所谓专业知识。

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怀疑、抵制和否定专业知识权威，不分缘由地把专家嘲笑为“砖家”，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犬儒主义。对专家权威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存疑态度。第一种是在不预先排斥专家知识可以具有中立客观性的同时，不确定专家一定会把社会责任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第二种是根本就“不承认中立客观知识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不存在被认可的、真正的‘科技’知识”。非理性的犬儒主义指的是后一种态度。

要避免这种犬儒主义，必须先知道什么是“专家”。舒德森指出，“专家就是被广大社会纳为专门知识的拥有者”。专家的知识“植根于通过正规培训传授的知识体系”，基于对相关知识领域专业的广泛理解，并能了解和运用与专业知识有关的辩论和问题。必须看到，这样的专业知识是“经社会妥协或建构而成”，“它不是关于世界的直接知识，而是由专家群体或专业群体主张的专门知识”。也就是说，“专业知识”不过是特定时刻存在于特定专门人士之中的某种共识，而不是确定无误的真理。这种共识越受到外部权力的干扰，就越是会偏离可能达到的真理。

我们已经有过太多政治不当干扰专业知识的经验教训，正如舒德森所说，专业知识只有在能够“高度自治的时候，才会运作的很好。阿谀奉承和胆小怕事的专家都不是有用的专家”。专家们要获得社会里普通人的尊重，重新找回他们失去的权威，必须从坚持高度自治开始，也绝对不能对权力阿谀奉承或在关键时刻胆小怕事。梁启超当年设想“职业代表”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指的当然也是那些既有专门知识，又不阿谀奉承或胆小怕事的人士。

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里，专业知识太少比专业知识太多更成问题，也更为普遍。那些冒充为专门知识的之所以有机会忽悠、欺骗、大行其道，乃是因为真正的专门知识要么遁入“非政治”的象牙之塔、要么在有争论的关键时刻采取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样的知识人士是因为自己先趴下了，才丧失了他们的权威和普通人的尊敬。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 对普通人是这样，对专家们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