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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习得性无助”

有报道说,淮安柴米河最近几年河水越来越脏,发绿的河水常年散发着阵阵怪味。2014425日,省市政风热线联动直播走进淮安。住在河边的陈女士带着一瓶河水走进了直播现场,当着在场的环保局局长面下跪,请求尽快治理柴米河污染。有一篇以《跪求治污一定管用吗?》为题的评论,对这么做是否“管用”提出了疑问,题目中“一定”二字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文章的实际结论不是“不一定有用”,而是“肯定没用”。

这大概也是绝大多数人看了“跪求治污”报道后的真实想法。他们会觉得这位陈女士很傻,跪求治污除了自取羞辱之外,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确实,陈女士的“跪求”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要求”或“请求”都无效、都没用的结果,她不会一开始就跪求,必定是试过了其他方法。正如评论所说,“如果不是问题解决无门,谁会当众下跪呢?”

柴米河边的民众深受污染之害,如果为了解决与他们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的污染问题,必须非下跪不可的话,如果他们还相信跪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去跪的也许不会只是陈女士一人。他们为什么都没有这么做呢?是因为这么做太没有公民的尊严,太没有做人的体面?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呢?

人们从自己以往的经验发现,再怎么求也不会起作用,所以天大的事也只好忍受,不再有所要求或希望。在心理学里,这叫“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陈女士的跪求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她很“傻”,做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的事。嘲笑她傻的人们,其实是受了习得性无助的支配。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偶然发现的,后来为此设计了专门的实验。研究人员把狗关在笼子里,在响起蜂音器时,给狗做非常痛苦的电击。笼子里的狗逃避不了电击,一遭点击,开始会在笼子里狂奔,屎滚尿流,惊恐哀叫。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狗就趴在地上,惊恐哀叫,但不再狂奔。后来实验者在电击前, 把笼门打开,此时狗并不逃跑,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倒地呻吟和颤抖。它本来可以主动逃避,但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这样的实验当然不能在人身上进行,但是,心理学家们在对人类的观察实验中,也有与狗习得性无助类似的发现。正如实验中那条绝望的狗一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一项工作上失败。他就会在这项工作上放弃努力。甚至还会因此对自身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彻底无望。典型的例子是,学习成绩经常不好的学生会怪自己“天生就笨”,所以不再努力;经常失恋的人会责备自己“天生令人讨厌”,所以干脆放弃找对象的打算。他们都是因为有屡屡受挫的经验,所以陷入了无为无助的绝望之中。

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心理学家对塞利格曼的习得性无助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一些“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其中有一条是更多地考虑了当事人的个性、素质条件对行为的影响。在同样的逆境里,有的人比别的人更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而有的人则不那么容易。那位因跪求治污而看上去很傻的陈女士,她显然比其他乡亲们更不愿意轻易放弃。就算是用跪的,她也要试一试到底有没有用。就凭这一点,她就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傻”。

“归因理论”还区分了“普遍”与“特殊”,“稳态”与“非稳态”环境对人们形成习得性无助的影响。如果人们觉得某种情况到处都一样,一直都是如此,那他们就更容易放弃希望,并陷入绝望。可以设想,如果许多别的地方有污染,民众要求改善后,就有了积极的效果和解决,而淮安柴米河民众的屡求无效只是个别、特殊的情况,那么,他们也许还不会那么普遍地受到习得性无助的影响。同样,如果连陈女士这么执着的哀求都不能对治污发生效用,那么,她的失败就一定会对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习得性无助影响,使他们对官员为民办事诚意的怀疑变得更深,不相信也变得更严重。

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失去了希望,而且知道自己无望的人,在未来中是没有位置的。”不管我们如何非议陈女士的“哀民求告”方式,她毕竟是一个还没有放弃自己和子孙后代在未来中位置的人,就此而言,不管有用没用,求与不求,尤其是要求与不要求,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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