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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需要对学生提供“零容忍”的保护吗?

网上有一篇《西安一高校平安夜封校:谁过圣诞节处分谁》,说的是有高校对学生庆祝平安夜采取“零容忍”的强硬弹压手段。有学生发微博称,该学校在平安夜组织全体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并且在校园内挂出了“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坚决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宣传标语。该校认证微博称“应发扬祖国传统节日”。

保护学生不让西方节日消减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免受西方文化侵蚀,这种关怀令我想起美国一些大学要求教师在使用某些教材时为学生提供“敏感警告”(trigger warnings)。它的本意是不使有性或暴力内容的教材给学生带来心理伤害,尤其是不要对受到过性或暴力侵犯的学生造成二次伤害。这样的用意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好的用意是否就一定有好的效果吗?而且,善良意图的“敏感警告”与对创伤和创伤恢复研究的结果是不是符合呢?

10月4日,英国《电讯报》(Telegraph)刊载教育专家弗洛伦丝·华特斯(Florence Waters)的文章《敏感警告:弊大于利?》(Trigger warnings: more harm than good? ),她指出,对创伤的心理研究证明,对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的“敏感警告”其实会对遭受过创伤的人造成更大的心理压抑。

她引用的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门汀·巴索格罗(Metin Basoglu)的研究成果,巴索格罗因其对酷刑(心理折磨或科学逼供)和地震受害者的创伤研究而闻名于世。巴索格罗对大学敏感警告的解释是,西方文化对焦虑有一种“零容忍”的态度,“在西方文化中,任何焦虑和抑郁都是不允许的”。然而,“焦虑并不是完全不好的情绪,它是人的一种(正常)情绪。”

巴索格罗指出,许多事情都能触发不快的或痛苦的心理反应,如气味、物件、谈话、社会场景,阅读只是其中的一种。触发往往是突然发生、防不胜防的,人需要对触发培养能应对的心理素质,而不是一味躲避。躲避意味着无助,而无助则会加深压抑和痛苦。受到过创造的人们需要增强自己的把握能力,这需要从不逃避开始。不逃避更有助于恢复。他举了一位刚果妇女的例子。她曾被一群轮奸者拉着头发在地上施暴,所以不敢上理发店,怕被触动创伤,“当然尤其害怕看见男理发师”。后来,心理治疗师给了她一个功课,“就是到一位男理发师那里去做头发。她最后恢复了,完全恢复了。”

巴索格罗指出的那种对焦虑的“零容忍”的态度并非只是在西方大学里才有。其他文化和制度中的大学会对其他的对象持“零容忍”的态度,如政治观点、言论或行为。其实,害怕学生们在政治和言论上犯错误或“走上斜道”也是一种焦虑,对“犯错误”的零容忍原本就是一种对焦虑的零容忍。

即使是出于善良动机的“零容忍”,它也会因趋于极端而变得荒诞、可笑。敏感警告正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互联网初期,在女权运动及其支持者讨论性侵犯和家暴问题的推动下,就有了某些“警告”措施,像Huffington Post这样的网络报纸和HBO这样的付费电视节目就已经开始就某些内容作出警告和提醒。

然而,现在被视为可能“触发”(trigger)伤害的已经不止是暴力内容,而且涉及众多的其他内容,有人统计说有45种之多,包括仇恨同性恋、仇恨女性、自残、血淋淋的场面、杀戮,甚至还包括寄生虫、蜘蛛、蜂巢,只要引起害怕,都当作了“伤害”。以这种标准来看,中国观众能津津有味地欣赏充满各种身体残害的影视作品,如电视剧或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剧”,真是够皮实的。

警告已经是不少美国大学公关的一个部分,学校以此来平息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某些教材内容的不满。例如,《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引述罗格斯大学一位学生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兹比》的不满,该学生认为老师应该事先提醒他这本书里有仇女、虐待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描写。

像这样的学生经常令老师头疼,因为老师无法完全预先估计到哪些内容会对少数学生有所伤害。如果老师从“伤害”的角度把教材一一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检查,这与审查和自我审查又有何区别?可能“触发伤害”的英语系教材就有不少,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反犹太人)、沃尔芙夫人的Dalloway(自杀)。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的《分崩离析》(Things Fall Apart)被认为会触发“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宗教迫害、暴力、自杀等等的创伤记忆”。讽刺的是,阿切贝自己就在小说《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里说:“作家是令人头疼的人,不是为头疼开药方的郎中。”

作为一位旁观者,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英语系的莫兰教授(John Mullan)认为,教师在选择教材时应该有所考虑,“但在课堂上无须警告,因为中本来就有各种令人沮丧、不安、不知所措、悲伤、难堪的内容。文学就是这样的……不能把读者当孩子来呵护。在大学里学习文学是成年人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对学习英语文学发出警告:当心,文学里有世上的坏事”。求对“世上的坏事”零容忍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在“零容忍”上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有一篇《习近平回忆知青岁月:走30里地借一本《浮士德》》的报道说,“在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回忆起自己当知青的时候,可以走30里地,去向另一个知青借一本《浮士德》,看完之后,再走30里地送回去。”习近平当知青的时候是 “文化大革命”时代,那是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一切封资修的书籍“零容忍”的时代,《浮士德》是“资产阶级”的禁书。但是,习近平没有理睬这种对禁书的零容忍,今天回顾起来,他这么做是值得今天年轻人好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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