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5日的北京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工作简报（第3期）刊登著名科学家饶毅的励志报告《自然科学既“好玩”又“低危”》。自然科学的“低危”，想来是比较了某些其他知识活动的“危险”，甚至“高危”而言的。人害怕危险，不想作无谓地冒险，这本是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但是，仅仅依靠本能的害怕来躲避危险，并不能改变危险的境地。青年人在选择“低危”的同时，似乎也应该更多地了解“害怕”。

社会学家施拉潘托克（Vladimir Shlapentokh）出生于1926年，在苏联长大并受教育，1979年移居美国，在大学任教，是公认的“苏联社会学”权威。他在《现代社会中的害怕》一书里谈到了自己在苏联所经历过的害怕。他写道：“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苏联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我都会回答‘害怕’。”所谓“害怕”，也就是人在觉察到某种实在的或想象的危险时感觉到的焦虑。施拉潘托克12岁的时候就知道害怕国家政府和秘密警察了。他知道，有的话可以公开去说，有的话必须藏在心里，否则必然会祸从口出，自讨苦吃。像这样在“政治”上早熟，早早知道在政治上“害怕”的儿童，在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里肯定不止他一个。

在人类所能体验的各种害怕中——对死亡、对异类、未知世界和未来、对精神痛苦和肉体折磨等等的害怕，政治的害怕是一种特殊的，可以比死亡恐惧更令人无法甩脱的害怕。这是一种由于彻底的不自由、无权利、无尊严而造成的恐惧，它可以带来其他一切令人害怕的事情——饥寒之苦、酷刑、孤独、绝望、被奴隶般地对待。而且，它是唯一无法以“一死了之”来消除的害怕。政治的害怕，害怕的是政治压迫、迫害及其后果，包括连累家人、子女，因此成为一种更加令人难以承受的害怕。

德国诗人歌德说，“即便已经陷入了最大的厄运，人也还是会害怕遭到更大的厄运，这便是人的奇怪命运。”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对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其中也有学自然科学的）政治厄运的不详预言。书中《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里的“思想病”就是文科知识分子被“高危职业” 印烙在灵魂深处的“害怕”。

1954年初冬，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全面铺开，斗争意味越来越浓，北大的一些教授们都害怕会牵连到自己身上，但除了在心里揣摩之外，完全处在黑暗之中，陈徒手叙述道，“汤用彤平日血压较高，但几年间无大妨碍。自从《人民日报》刊登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汤用彤看后比较紧张，因为在过去三反运动时曾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两人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考据那一套。他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忧虑和戒备，不知道运动未来的底线在哪里。人们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汤老曾接连几天到哲学系资料室看旧日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一言不发；参加中文系讨论《红楼梦》的座谈会，自始至终仔细地记下别人的发言。”

11月13日下午，北师大教授马特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主要编者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们实际参与了审稿工作。马特的斗争语气让在场的北大汤用彤、金岳霖、任继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应对。”马特的发难加重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金岳霖事后说：‘马特发言时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颇重的汤用彤当时心里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像到的。”

慌乱、紧张、焦虑，普遍的害怕情绪更使汤有彤受到惊吓，他“难以静下心来，纠结一团。回家后意犹未尽，对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假设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害怕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那里还像是一个哲学教授在说话？当晚，他便中风脑溢血了。其实，在他因害怕而病倒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因害怕而心力憔悴、孤独无助的人了。

与人的其他的情绪一样，害怕是本能的，是在理性之外的。害怕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心理控制工具，控制的是那些只剩下动物本能的人类。19世纪英国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说，“人的第一要务就是克服害怕，在他能够拔除害怕之前，他不可能有任何行动。” 对青少年的励志来说，克服和拔除害怕应该比选择低危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