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唱红”像一场热病般的在几乎整个中国传染了一阵子，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在美国当教授的）都跟着起哄。香港也不例外，去年2月间，由香港某报主持组织的“重庆红歌唱响香江”活动，在港隆重登场。数百名专程从重庆请来的男女老少歌手盛妆打扮，登台高唱红歌，唱红团分别在香港大会 堂、香港理工大学及驻港部队军营举行演唱，其中在大会堂的首演，更吸引香港众多政要名人捧场，据称有 1,400人出席观看演出。据说，主持者每场必看，并称“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还说，唱红“反映全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是中华民族精髓汇编”。薄熙来也是强调“红歌”价值观的，他有一首诗“火红六月燃激情，穿山破雾赴山城；唱响红歌颂党恩，坚定信念强国民”，说的就是红歌能用价值观来坚定全国人民的信念或信仰。现在看来，薄熙来自己未必有什么“全人类共同普世价值”的信仰，他只是在用红歌为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神道设教而已。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居然有这么多的人相信他呢？

“信仰”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用来指不同性质的，具有不同内容的“信念”或“确信”，可以指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和虔诚，也可以指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还可以指对传统圣贤或现代意识形态、政党、领袖的尊崇和崇拜。只有真诚的信仰才会把它所尊奉的信条当作人生行为的准则，因此，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的“信仰”不在讨论信仰的范围之内。

信仰与崇拜经常联系在一起，但是信仰与崇拜有所不同。信仰主要针对“观念”，如极致的真、善、美，而崇拜主要针对某个“个体”，例如上帝、耶稣、太阳、领袖等。信仰与认知（相信）也不同，一般说认知（相信）一种理论，而不是说信仰一种理论。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这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人生行为。

有信仰的人同时也选择了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生行为有了原则的指导，不至于全凭功利的考量，随波逐流、附膻逐腥、无法无天、无所不为。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不是因为缺乏某一种信仰，而是什么信仰也没有，这时候，由于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特别容易出现对信仰饥不择食和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各种打扮成信仰的宣传、蛊惑、迷信、崇拜也就特别容易乘虚而入，随时有可能出现“神道设教”的伪信仰。哲学教授邓晓芒曾把中国的宗教分成“自然宗教”和“实用宗教”两种，神道设教是一种实用宗教。他在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三种宗教的区分（自然的，艺术和启示的）比照中，发现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上升到启示性宗教的高度。

在三个不同的层次的宗教中，第一是“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术等等。第二是“实用宗教”，因为有需要，有效，这才用宗教来做教化和驭民的工具，这样的神道设教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第三是“启示宗教”又称“自由宗教”，中国没有自由宗教，这与中国的自由精神缺失有极大关系。神道设教是一种在中国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实用宗教，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功利主义的理解是，你祭祀神灵的时候，要好像那个神在那里一样去祭祀。至于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许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样子。对老百姓进行教化，你要做出样子来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有所敬畏。这样才能管治他们。“唱红”的倡导者就是这样的功利主义者，他们自己贪腐、专制，甚至冷血地残害和谋杀他人，对“红的普世价值”只是做出相信的样子，但却要别人真的去相信，去实行。

萧象在《我观胡乔木晚年的两面性》一文中说了两件事，都可以用作红色神道设教的例子。第一件事是，1989年1月 胡乔木访美之前请鲍彤到胡家，征求鲍彤对他书面准备的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意见，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一定要从宪法里删去。”鲍彤 没有回答，因为此前鲍彤就听赵紫阳讲过，胡乔木有这种看法。胡乔木送鲍彤上车后，又敲敲车窗，嘱咐：“我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话，不要对其他人讲。” 萧象写道，“我们知道，‘四项基本原 则’算是胡乔木的一大发明，是他据邓小平旨意将其形诸文字的，并执行将它定为立国之本，以此来规范国人，打压异见者。可是，这作为‘立国之本’的，居然连 他自己也并不认同和相信”。第二件事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私下对胞弟所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两件事都发生在红色国家，用萧象的话说，：直让人感到一种历史的巨大荒谬和政治的极大荒唐”。

“神道设教”的原意有两种︰一是《易经》所说的，君主顺应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此如孟子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位的君主称为天子，顺应天命而治理国家，都是神道设教之意。二是利用鬼神以统治并教育人民，这是《后汉书》所说：“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前者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运行；后者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给予人类的启示和指导。前者尚是理性的，后者即属于盲从的迷信了。

自然宗教很容易转化为神道设教，成为邪教，称其为“邪”，是因为它能够泛滥成灾、惑乱人心。邪教的神道可能假托鬼神的降灵（如太平天国时的杨秀清），也可能根本就是灵媒、乩童等巫师、术士的操纵。后一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能够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济人、益物利生，信从者越多， 他们的“灵力”越强。若为野心家所用，即成为乱世的祸种。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这是迷信，但在现代文化不发达地区，这种迷信仍然不乏信众。例如，湖南邵阳一名妇女对凤凰电视台采访记者说，她曾经被毛泽东附体，当地民众更是盛行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前用卦木祈求预知祸福。

现代国家的统治技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所谓的“道”，那就是统治意识形态，而“教”则是统治的党、政国家机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中留有古代的两个原意的痕迹。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因此总是会使用“人民”的名号；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人民。因此，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例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向德国人民作出美好许诺：消灭贫困、保障就业、和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很少有人会想到希特勒会给德国和世界带来战争，或是会杀害数百万犹太人。同样，二战后的东德执政党允诺人民一个和平、民主、保障社会福利、没有剥削、战争和痛苦的社会主义平等生活，这使得东德的人民愿意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一开始并没有人想到会筑起一道柏林墙，政府会压制公民的言论和集会权利，会有秘密警察监视每一个公民的一举一动。

与这样的高效率的体制化神道设教相比，前现代神道设教的“道”简直太简单了，而“教”的力量也实在太单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这样的“道”只能用来造反，但不能用来统治。现代的神道设教既可以用来造反（革命），又可以用来统治。它能够从事两种性质不同的使命，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多用途的，可以称作为“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某种可以无限解释，随机应变，诡异莫测的“主义”或“思想”。然而，即便它是柏拉图说的那种利人利己、利害参半的“高贵的谎言”，它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宗教性质的伪信仰。那些被称为是“红”的思想，包括唱红思想的歌，就是这一类伪信仰谎言。

一个民族、人民或社会如果没有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那么敌视自由的神道设教便有机会成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仅控制个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而且参透到整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前后发生在同一个国家里的两种神道设教——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从二战结束后到1989年的东德党意识形态，都是专制的党国统治。他称这种神道设教为“世俗宗教”和“国家宗教”，它“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an ideal vision），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

伪信仰是由于民众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自由、人格不能摆脱奴性而形成的一种习惯力量。它最初被狂热地接受，盲目地依赖，后来没有遭到彻底的清算，有机会在潜伏中延续，因此获得了心理力量和影响力，并在一些人那里被当作信念或信仰接受和保存了下来。“红歌”像一场热病似的发作，并在并没有得到治疗的情况下嘎然而止。由于没有治疗，它的停止只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很难说它或它的变化形式不会在潜伏中延续，保持着它的心理力量和影响力，并在下一次适当机会到来的时候，又一次成为一场新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