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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民交谈代替群众呐喊

让公民交谈代替群众呐喊

徐 贲

 

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S.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把“交谈”称为民众的镇静剂,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塔德(Gabriel Tarde)就发现,每一种形式的交流都有与其对应的社会群体,并形成某种“意见领袖”。在出现大众传媒之前,演说是一种面对众多“听众”的直接说话,演说的话语力量使得演说者成为意见领袖。后来,有了报纸,报纸是对无数的“公众”说话,也有了不同的意见领袖,那就是时论评论员。

塔德还发现,人们交谈时采用的身体姿势反映了他们谈话的语调和内容。说话者坐着进行的交谈是分量最重和最严肃的。而当他们的姿势十分放松的时候,如罗马人在环绕餐桌三面的躺椅(triclinia)上懒洋洋地躺着进行交谈,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这种交谈非常流畅也非常从容。希腊人喜欢走来走去地交谈,这有利于他们敏捷而活跃的思维。

谈话的空间和场合同样重要,希腊人在公共广场和哲学家的学院里交谈,罗马人在家里交谈,在参议院辩论。富有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专用于交谈的房间。是否有一个房间专用于交谈,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阶层是否文明的一个特征。从16世纪起,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复兴了古代交谈的传统,开始创办沙龙。这本是贵族阶级的一个发明,但通过中产阶级而变得大众化,即使是在最小的公寓里,办个沙龙也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时尚。在社会的低层,人们的交谈大部分是在户外的咖啡店、小酒店以及类似的地方进行。 在所谓后现代的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交谈甚至“说话”的地方,这是社会交谈衰落的一个标志。

当受激情驱使的人群涌上大街,横冲直撞时,他们似乎找到了“说话”的地方。不过,说话不等于交谈,交谈也不只是说话。大街不是一个交谈的地方,挟裹在情绪激动的人群中,人们挥舞着拳头,除了口号和呐喊,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候,他们的身体姿势本能地绷紧而亢奋,显露出对抗和战斗,而不是交谈的姿势。这样的姿势和空间有它自己的话语形式,那是一种由“带头”和“跟随”形成的语言。它首先是带头者的命令、警告、威胁和谴责。之后,经过重复和模仿,变成了追随者的赞同、欢呼、重复和奉承。 它的作用便是宣泄,虽然人多势众,但并不形成真正的舆论。

交谈语言的目的不是发泄,既不是命令,也不是听从,而是通过共同的理性交流,形成舆论。舆论是交谈出来的,不是呐喊出来的。交谈限制了绝对的权力,而宣泄呼唤和依仗正是不容说理的绝对权力。交谈产生的舆论,它的重要作用是保护自由。塔德写道,“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在报纸出现以前,交谈是对政府的唯一约束,也是所有自由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交谈开创了自己的名声,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和荣誉,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的威力。它的目的是通过让参与者感到大家都一样,从而使所有参与交谈的人都感到平等,它通过使大家直言不讳这种手段摧毁了等级制度。”在失去理智,高声呐喊的人群中,个人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自由,也没有谁胆敢直言不讳。

德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研究群众的《群众与权力》中记叙了一件往事,1927年他亲身经历了维也纳群众焚烧正义宫(司法部)的事件。当时,他夹在人群的洪流中,感觉到自己完全交融在其间,一点也不觉得群众放火是违法的行为。当时的场面铭记在他的心头,他后来回忆道, 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我经验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呐喊的人群使个人思维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彻底消失。

只有在交谈变得完全不可能的时候,才真正有理由呐喊。然而,即便如此,呐喊仍然不能代替交谈,呐喊的目的应该是坚持要求公民交谈的权利,这样的呐喊才是既激情又理性的。公民交谈只有在宪政法治和民主文化中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的交谈才会是冷静智慧的。理性要求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自我把持,对群众非理性行为,我们需要的不是谴责,而是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帮助它朝理性的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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