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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拜偶像的心灵危机

中国人拜偶像的心灵危机

徐 贲

 

不久前,一张北京某中学学生校园内拜高考状元的照片引发很多人关注。图片中,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孩子在两个人像牌前鞠躬,敬礼。这两个人像牌上的是高考状元。中学生向两位高考状元偶像祈求,无非是想分享他们高考的好运。这令人想起2010年10月31日,广州市一位常务副市长到城隍庙内拜海瑞,拜求“保佑建设系统没有腐败分子”。如今,中国各地的庙宇、道场香火鼎盛,许多人未必是真正的佛道信众,但却逢庙必拜,拜的都是偶像。不久前更有一个伟大偶像真实存在的轰动性科学证明,说山西省吉县人祖山娲皇宫女娲塑像下所发现人骨,经北京大学C14同位素测定,人骨的年代距今约6200年前,搭配明代书墨题记,被专家们认定可能是传说中史前三皇时代的女娲遗骨。

在今天的中国,越是普遍地缺乏信仰,越是几乎所有人都准备相信无论什么东西,而这种相信则是以种种荒诞不经的拜偶像表现出来。拜偶像的盲目祈求是许多人在遭遇心灵危机时饥不择食的举动,神佛仙道或别的人物成为在冥冥中左右他们命运或生活质量的神秘力量。拜偶像与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反对拜偶像。

拜偶像是一种图腾、萨满式的实用主义崇拜,而宗教却要把人引向一个至高、至善、至真、至美的灵魂境界。因此,像基督教这样的信仰从一开始就禁止偶像,对于信仰者来说,这是一个权威原则的问题:“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任何人都必须遵循并敬重这个禁令,才能把眼光从暂时的现象转向永恒的意义,用耳朵去倾听话语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声音。

对于任何真正的信仰来说,重要的是精义,而不是表面的文字,而代替任何文字理解的偶像,那更不过是原始人类的图腾崇拜残余。弗洛伊德把禁止制作偶像看作为文化和理智的进步,把那些有崇拜无信仰的偶像、奉承、虚伪、乞求看成是向着奴役本性的后退。我们从“文革”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和教训。人们供奉偶像,无条件地狂热崇拜,不仅把一切自由和权利,而且把一切愿望、向往,甚至对未来世界的希望都交付给了他。这种狂热、盲目的崇拜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完全消失,它在不少地方以新的形式延续,吸引着新的朝拜人群。与“文革”时不同的只是,它从对活人的个人崇拜变成了对死人的偶像崇拜。

今天的偶像崇拜已经很少有纯粹政治性质的了。虽然有的地方仍然在建造异常宏伟的领袖塑像,但很大程度上,那是发展旅游的商业招数,只是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它才被用作涂上某种颜色的象征偶像。但是,从“文革”遗留下来的拜偶像心理和习惯却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崇拜行为中消除,只不过是变化成为许多稀奇古怪的样式罢了。

拜偶像是大众心理的一个特征,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说,“民众宗教为了取得期望的潜在影响,常常是直接依赖于(拜偶像),因为它倾向于对民众的要求作出让步,而民众在任何地方都是希望魔术和偶像崇拜的。” 拜偶像的大众心理特征在思想上是惘昧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那些在所有时代都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总是利用绘画和雕塑。他们认为,雕塑在激起他们希望民众拥有的那种宗教和政治情感方面更加有效。”这样的雕塑往往占据公共空间中最显著的地方,成为高大得令人目光难以躲避的偶像,捕捉他们的注意力。在塑像居高临下的注视下,魅力变成为魔力,影响变成为魔术,而塑像本身则成为虚假的神灵和拜物的偶象。

即使在并不直接用作权力工具的时候,拜偶像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当这种行为在社会中变得非常普遍,甚至成为许多人表示信仰的唯一方式时,它显示了一个民族普遍的心灵危机。拜偶像使得人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置到某个神秘而不可测的力量控制之下,崇拜它,服从它。主导这种崇拜和服从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焦虑。能不能考上大学,会不会出现贪官污吏,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们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这种非理性的焦虑成全了各种各样的神仙道长、佛道高人、神医、命理风水人士,甚至像高考状元这样的“成功人士”,使他们居然在一个科学时代的现代社会中拥有不可思议的广大影响。

拜偶像折射的是一个社会的理智丧失,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当人们对自己感到巨大的无力和无助时,他们就不得不幻想非理性的奇迹。然而,这恰恰又会使他们陷入更深的无助与非理性期待之中。如果想要恢复,哪怕的部分地恢复失去的自信和理性,就必须拒绝这些陷阱和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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