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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可图的“有机知识分子”

有利可图的“有机知识分子”

徐 贲

 

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奔向重庆的学者们》,说的是一些知名学者为“重庆模式”摇旗呐喊,出谋划策。作者用的是“学者们”,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说法,大概是要把“学者”区别为一种不同于“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格。其实,学者们就是知识分子,当然,那些“奔向者”们有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强的意愿,更渴望与权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那里得到启发,曾提出著名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说法。葛兰西认为,革命政党这个“现代君主”是一种历史的力量,使得工人阶级可以有它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机地“嵌入”工人阶级的事业,并成为它的“代言”者。就力图“嵌入”权力,并为之“代言”而言,那些“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完全称得上是“有机知识分子”。

最早的有机知识分子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启发过葛兰西的马基雅维里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当时的有机知识分子都具有“人文主义者”的身份,这是一个与今天的“学者”有些相似的身份。他们是有“学问”的人,并且巴望能将学问奉献给当权者,得到赏识和犒赏。马基雅维里向“新君主”奉献的是他的《君主论》(1513)。几百年来,《君主论》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枕边秘籍,是因为马基雅维里在书里向他们传授了宝贵的统治权术。他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能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的头等大事。马基雅维里为君主谋划:如果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一个好的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需要使用这一手或不使用这一手。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但是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福祉”。

伊拉斯谟奉献给君主统治的是他的《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他劝告君主的是行仁政,而不是用权术。他说,君主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是爱民,而“君主之导师应当保证,让对‘专制’与‘暴政’这样的词语的憎恨深入王储之心”,办法就是时常为他讲述关于暴君的历史教训,“不断地谴责整个人类所唾弃的名姓:法拉利斯、马森提乌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尼禄、卡利古拉,还有图密善”。这些姓名对今天的人们也许非常陌生,但在伊拉斯谟的时代的知名度绝不在二十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齐奥赛斯库、波尔布特、卡扎菲之下。伊拉斯谟还规劝君主,不要以为自己是人民的“主人”,“如果你说你是所有子民的主人,那么他们就必定是你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就得当心了,因为诚如古人所言,每一个奴隶那里你都会发现一个敌人”。

讲授权术也好,劝说仁政也罢,正如历史学家彼德·比尔克(Peter Burke)所说,人文主义者是“跪着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君主的”。马基雅维里亲自把自己的著作《君主论》送给他年轻的君主洛伦佐·德·美第奇。伊拉斯谟把他的作品《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献给在布鲁塞尔宫廷里的查理五世时,也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为君主献策的人文主义者是最早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的“君主教育”包含着明显的巴结意图,连伊拉斯谟这样的大学者也不能免俗。

莉莎·贾丁告诉我们伊拉斯谟是如何“跪着”向君主奉献这部著作的: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于1516年5月由弗洛本出版社在巴塞尔出版,是在查理王子登上阿拉贡王位的时候敬献给他的。此前数月,伊拉斯谟被任命为查理的咨议。根据他自己的记录,他向查理赠献了一部签名本以表敬意。呈上的这篇文献是作为一份精神“咨议”,也是借此谢恩与致敬。《论基督君主的教育》首版的扉页说此书是“凝练成令人倍感振奋的箴言”,旨在教导所针对的君主,并给予其道德上的支持。同样在扉页上,也说明本书收入了“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相关作品”,其中包括他献给腓力大公的一篇颂词。这篇颂词一直被研究者视为“伊拉斯谟在寻求庇护关系和稳定收入时写下的一份令人郁闷的谄媚之作”。

腓力给了伊拉斯谟一大笔钱作为奖赏,或许还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教育自己的孩子(包括年仅3岁的查理王子)。1517年,伊拉斯谟为了寻求一位更慷慨的庇护者,再一次利用了《论基督君主的教育》,向英国的亨利八世敬赠了一部手工装饰的1516年弗洛本版,“1518年4月中旬,伊拉斯谟收到了国王赏赐的20镑。按照伊拉斯谟的标准,这笔报酬令人失望”。 今天的“学者”不再需要下功夫去写作《君主论》或《基督教王子的教育》这样的传世名著,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领到百万之巨的犒赏,他们才是真正生而逢时的有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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