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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的非理性话语

徐 贲

 

谢谢大家今天过来听我的讲座,也谢谢南方都市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是第一次到广州来,能够和这么多的朋友一起见面,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提到了文化界教授话语里的逻辑问题,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公共话语危机里严重的一部分。公共话语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人群里,有不同的话语方式,比如说公共出版物,刚才主持人也已经提到了,像《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还有网络暴民或者是愤青的语言,再有就是宣传和广告。此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假话、大话、空话。然而,我们寄予希望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的话语同样有问题,汪晖这个事我昨天看到报道,也是很有感触。我们都说知识分子,或者大学教授们,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应该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说话,至少是懂得如何在公共场合说话。汪晖的粉丝一般都是念过很多书的,跟愤青是很不一样的,都属于知识人群。

在不同的人群中,话语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根本不想讲理,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些人不讲理,因为讲理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有说话权,而别人没有,他们不讲理你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来说讲理是多余的。他们不讲理是因为他们有控制公共话语的手段,我们需要用公民自由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自由的媒体、自由的公共言论空间。

我今天也不讲具体的逻辑细节,因为这些细节问题,在美国学校里,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教起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了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到高中,美国的学制是这样的,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小学,六年级到八年级是初中,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是高中。每一个年级当中,从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说理内容我今天就不说了,大家很容易在网络上获得。

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国公共话语恶化的第二种情况,那就是有的人不知道怎么讲理,他们没有受到过相应的培养教育,他们不知道怎么理性而逻辑地说话。因此,在与别人交流时,他们对自己的逻辑混乱或者认知缺陷问题,不能有很好的察觉。别人话语中如果有这些问题,他们也不能很好地察觉。这是一个知识和启蒙的问题,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解决。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美国小学四年级就已经开始这样的教育了,当然每个年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也会提到美国说理教学的课程设置方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不能改变公共话语所存在于其中的那个制度,或者一下子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是有问题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关于汪晖事件的辩论,我想说一说辩论的问题。很有意思的是,今年我看到你们这里的大学作文,几乎没有一篇是以公共问题辩论来命题的,很多都是可以让学生抒情,或者只是发表他自己一个人的意见,几乎没有一个作文题目是学生必须考虑对方不同意见的,这是很奇怪的。在美国,大家可能都知道,考SAT近几年加了写作这一项,写作往往要求学生写一个辩论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呢?它不光要说自己的看法,而且一定要考虑对方或者是别人不同意见的看法。所以在一篇作文章里,如果你没有考虑到对方不同的理由或者是立场,得到的分数就低于C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DCBAA当然是最高的了,低于C就是不及格了。学生的作文不考虑其他人的立场或者理由,就自动低于C,那就是说公共话语一定要考虑别人不同的说法,就是这么重要。这种说理教育是在学校里发生的,要求学生掌握,而且,之所以能够使大多数学生掌握,就是通过考试这根指挥棒来进行的。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教学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就已经提到了我教英语说理写作,是的,教学中会涉及许多具体的公共说理细节。

我今天要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谈公共说理,当时不是叫说理,而是叫修辞。修辞本身没有好与坏,看你怎么用,用得正当就是好,用得不正当就是不好。修辞的方法是常用的,我给大家念一段文章,里面就有一个叫“似是而非”的修辞手法:为汪晖辩护的人说,“他抄的是小的,为了成就大事业,所以是合理的。但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后大学者都有抄袭的特权,希望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年轻学者,也都应该有抄袭的特权,否则你就妨碍中国变成学术大国。要变成学术大国,中国必须首先变成抄袭大国。”这是林毓生先生在访谈里说的。林毓生先生把挺汪晖者的逻辑推向它自己的滑稽结论,你要变成一个学术大国,就要变成一个非常不学术的抄袭大国,揭露的就是挺汪说法的那种看上去有理,其实谬误的“似是而非”。

但是,“似是而非”也可以用作一种正当的修辞手法,例如“自由”的观念就可以用似是而非,或者说似非而是的手法来表述。什么是自由呢?自由的合理性来自于限制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如果只是你的事情,不成为公共问题,但是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么就不是正当的自由了。在中国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经常在饭桌上听到教授们讲黄段子,不管有没有女教授在场,都是照讲不误。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自由”的问题。你讲黄段子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是别人,特别是女同事,有不听你黄段子的自由。当你的自由妨碍了别人的自由,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性骚扰了。真正的自由包含着自我约束,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包含着对自由的限制。

希腊的话语伦理讲究说话要有真实的内容,脱离了真实的看法,说得再巧妙也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忽视真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也经常出现。那一天《南方周末》的一个编辑跟我来信,告诉我,他收到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批评报纸报道汪晖抄袭是一边倒,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到美国的中学课堂上就不难解决了。从小学四年级时,老师教学生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辨别事实和看法,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就是一个看法,任何看法都是必须要证明的。

我们在汪晖这个事情当中,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四年级的基本区分来看这个问题,汪晖的文章和别人的文章有文字的相同,这是一个事实。在事实问题上,永远是一边倒的,也应该一边倒,因为事实有真实引力,就像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定是往地上来,不会往其他方向飞。真实将所有有理智的人都引向一个方向,事实是一边倒的。但是,看法不同,看法不应该一边倒。在汪晖这个事件当中,连汪晖的粉丝也不否认他的著作有一些东西跟别人是一样的,但是不等于说有了这个事实就没有不同的看法了。不同的看法有两种。

首先,我们可以为这个事实做不同的“命名”,命名是一种看法。比如有的人说这是“剽窃”,而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学术不规范”,说剽窃或者是用学术不规范都是对汪晖挪用他人这个事实的看法。说不当挪用或者是挪用,就比较的接近事实了。第二种不同看法是关于如何对待汪晖挪用或不当挪用他人的,也就是对事情严重性和性质的看法,比如说在访谈中,林毓生先生认为,必须要严肃的对待,不然的话清华大学校方就要负起责任,这是非常严厉的。还有人认为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需要追究,可以不了了之。这些都是看法,不同的看法都是需要证明其合理。这就是说理。但是,不管如何证明,看法是不能代替事实的,无论什么样的看法,都不可能把汪晖挪用这个事实说没了,而且汪晖自己对这个事实的看法也很重要,应该自己说出来,事实和看法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区分。

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都有逻辑,我也是同意的。的确,逻辑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东西,如果我们将公共话语仅仅归归结为逻辑,这就太浅了,就像学语言的人,基本的语言能力都是有的,比如说主谓宾,这是不需要学习的。当用一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时,想都不用想,说的话一定是准确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来就有的能力,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藏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只要将它唤回来就行了。我们在学校里将这些基本的语法,或者是基本的逻辑告诉学生,都是非常简单的知识,因为一个小孩子学起来都不会太难。

人有问为什么的本能,为什么提供的就是基本的逻辑解释。两三岁小孩子经常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然小孩子不能辨别你给他的为什么是不是就是真正的为什么,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为什么,他就觉得事情得到了解释,这是人的本能,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关于人接受不同的为什么理由的,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接受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理由就行了。说明人为什么要理由的实验很简单,在使用的复印机前,一排学生在那里排队,然后安排了几个学生去插队,有三种插队的方式,没有理由就去插队、用不是很好的理由插队,和用好的理由插队。结果没有理由插队的人也可以插到的,大概是64%,插队成功了。但是有理由的人,用很差劲理由的人,成功率高的多,比如说我只有一张你让我先印,我马上要上课你让我先印,这一类理由成功率达到93%.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成功率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些用非常好理由的人、非常正当理由的人,成功率不过94%.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的心理当中,宣传不仅是宣传者来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认知机制里,有很多非常容易、非常愿意上当受骗的因素,所以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广告,大家看了这么多广告、听了这么多宣传,明明可以总结上当受骗的经验,但却还是那么容易上当呢?这是因为我们很少检查自己受骗上当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理性说理、辨别真伪的普遍公民能力,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当中形成的,它并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的。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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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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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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