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报税季正式在1月19日启动，电视和媒体不断提醒民众尽早纳税。但是，想来大多数美国人会与往年一样，一拖再拖，一直拖到报税的最后期限。美国历史学家恰尔斯·佩恩（Charles L. Payne）在《武力的历史》（A History of Force）一书里，把国家征税描述为一件值得美国人好好想一想的“令人难堪的事实”.

佩恩提醒道，我们应该把“税”（taxes）与“征税”（taxation） 加以区分。人们对“税”多有抱怨，嫌税太高太多，但是，很少有人会追究“征税”的问题。征税被视为维持文明社会的必须之举，虽然令人不快，但不征税就不能建医院办学校，就养不起军队和警察，就没有公路和铁路，等等。征税已经被视为虽不如愿但绝对无法避免的事，如富兰克林所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确定无疑，死亡和纳税”。佩恩提出征税的问题，不是建议将之废除，而是要我们看清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征税是政府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支持的常规取财方式”。武力和暴力是征税制度存在的条件，如果暴力是一件坏事，支持征税制度的暴力也就同样是一件坏事。

2015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房地产税能给百姓带来什么》， 称：“从征税角度来说，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 把征税说成是“拔鹅毛”，而且还是一门“艺术”，殊不知，这是在美化和夸耀一种经过伪装和合理化的暴力税收观。

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学家科尔伯 （Jean-Baptist Colbert，1619-1683）提出了“鹅叫论”的征税观。科尔伯以勤勉、节俭闻明，对发展法国的制造业，把经济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出了大力。在他看来，财政是一种巧妙的手段（或所谓的“艺术”），要能"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科尔伯服务于一位专制君王，他的工作就是为国王敛财，竭尽所能地拔百姓之毛。百姓就是鹅，国王和他的国家就是拥有鹅群的主人(sovereign)。不要说是拔鹅毛，就算是要杀鹅、吃鹅、卖鹅，也一切都取决于主人的意志和利益。历史学家们大多认为，科尔伯确实是一位办税的能臣，但恰恰是他的才能却让国王越来越挥霍无度，百姓越来越贫穷。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税收制度的积弊难改，最后终于因税收拔毛不公，鹅群痛苦不堪，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19世纪美国政治哲学家莱桑德·斯波纳（Lysander Spooner）曾提出一种有趣的国家-强盗类比，是关于人民用金钱交换政府保护的。他写道，“强盗只对他自己所冒的危险、所犯的罪行和所做的事情负责。他并不装作有权取走你的钱或是说‘取之于你、用之于你’。强盗承认自己是一个劫匪。他还没有厚颜无耻到自称是为了当“保护人”才强取他人钱财的程度。……再说，强盗抢了你的钱财，便放你离去，你也希望他放你离去。他不会一路上死乞白赖地跟着你，说因为保护你，所以他便是你的“主子”（sovereign）。他不会一再坚持要保护你，命令你向他臣服，为他服务，也不会命令你做这事，不准做那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勒索。强盗不会因为你不同意他的权威，或违背他的命令，就把你称为‘叛逆’、‘卖国贼’、‘国家之敌’，或因此将你无情处决”。

斯波纳的讽刺调侃指向一个经常被政府权力刻意模糊的事实，国家征税是在行使一种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的权力，那是以暴力威慑为后盾的。佩恩认为，国家强行征税只宜当作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它暂时有用，但是，敏感的现代价值与古老统治术的苛刻暴力之间最终会出现冲突。在税收问题上也是这样。强制征收资金，用暴力来加以威胁，已经不符合现代价值观。从伦理上说，以暴力相威胁不符合我们对暴力的厌恶。从文化上说，它不符合人应当选择自己的目标和向往的原则。从政治上说，它违背政府应变得更善意、 温和的要求。由于税收在现代社会和经济秩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所以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个令人难堪的事实。”

把国家征税的暴力视为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还是一种值得夸耀的“拔鹅毛艺术”，这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仅是不同的税收观，而且更是关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观念差别。看到征税是一种国家暴力，并不等于要求取消征税，这就像承认国家是暴力机器不等于要废除国家政府一样。历史学家的洞见不见得能改变美国的现实，但却能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活得更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