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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序言、后记及目录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序言、后记及目录

徐 贲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重新出版,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是该新版的“增订版序言”“后记”和“目录”。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序言:灾难创伤和集体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人类历史第二次“记忆潮”(memory boom)。第一次记忆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种普遍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心态。与上一次记忆潮相比,这一次记忆潮的特点是,许多记忆都与20世纪发生的历史灾难、创伤和“社会罪恶”有关,因此也都特别关乎如何看待人道灾难、受害者、加害者责任、集体记忆、记忆和反记忆的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特定制度下的商业利益正在与民族主义结成不神圣同盟,积极地对灾难和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并将这种记忆转化为一种光明神话。

因此,20世纪开始的记忆潮远不只有关于这个世纪里发生的许多历史灾难和创伤,而且也包括了对灾难和创伤记忆的“反记忆”——一种制造关于灾难和罪责者“光明神话”的“记忆”。这使得创伤记忆在今天的集体记忆争夺中更加触动我们对“记忆伦理”的思考——人们有责任记住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对这样的记忆应该或不应该做些什么?是去维护还是加以抹杀?

2012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的一场答记者问时说,在“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今天,关于“文革”的记忆中存在着许多记忆与反记忆之间的意义争夺。例如,我们今天为了提防“文革”隐患,记忆“人治大于法治或一个人的政治”,反记忆则是“魅力型个人坚强有效的领导”;记忆“暴民群众和民粹运动”,反记忆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记忆“愚民盲从”,反记忆则是“革命觉悟高”;记忆“语录歌、样板戏洗脑”,反记忆则是“红歌振奋精神”。向国人提醒今天仍然存在的“文革”隐患,是把“文革”当作一个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这和眼下有些人把“文革”当作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当作一个匡正各种时弊的价值资源和成功“经验”,显然是不同的。

同样,2012年4月,俄罗斯的发生了所谓的“斯大林笔记本”事件。俄罗斯“阿利特”出版社发行“斯大林笔记本”,在俄国的一些书店热卖。这个笔记本的封面上是斯大林身穿元帅服的照片,胸口挂满了勋章,非常英武挺拔。在发行之前,俄国就已经有了关于这个封面的争议。俄国历史学家和记者斯瓦尼泽说,笔记本上斯大林的形象如同英雄,这会误导学生。尽管民间人士不断提醒政府,这个笔记本封面可能对青少年有历史误导的影响,但俄罗斯科技和教育部长弗尔辛科说,他反对把斯大林当作学生笔记本的封面,但他无权禁止这些笔记本销售。

如何记忆斯大林统治下的人道灾难是笔记本争议的关键,对许多20世纪的人道灾难,德国对纳粹统治的记忆方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记忆伦理参照。俄国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拉金斯基说,印有希特勒像的学生笔记本不会在德国出售。不仅德国政府不会在这样的事件中采取形似“中立”的不干涉立场,而且德国的公民社会也不会对希特勒像俄国人对斯大林那样有所怀念和好感。这是因为,德国人厌弃的不只是希特勒这个人,而是他代表的那种极权意识形态及其反人道的统治形式。

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与反记忆争夺特别明显地出现在灾难制度原因未能得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俄罗斯之所以仍然有人对斯大林抱有好感,用拉金斯基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并未对极权统治的罪行做出评价。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伴随如何评价极权自然会评价斯大林。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及接下来的红色恐怖等等,俄罗斯至今没有对这些罪行给出一个法律上的结论。”

灾难的制度性原因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有对抗和争夺的记忆。例如,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种灾难制度性原因的记忆。对抗和争夺是集体记忆的常态而非例外。阶级斗争记忆指的是阶级斗争时期过来人的个人记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但可以做类别区分,如“五类分子”“黑七类”“工农兵”“革命干部”“红五类”等等。这样的个人记忆是日常生活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不同于国家叙事或革命叙事的历史。作为集体记忆的阶级斗争记忆指的不是无数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某一范围内有共同点,因此容易共鸣和分享的类似个人记忆。例如,林贤治先生在他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里把许多“黑五类”子女的个人回忆汇集到一起,成为一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这种黑五类的灾难记忆很与“大院子弟”“军干子弟”或“工农子弟”对阶级斗争的集体记忆是有所区别的。

林贤治先生在序言里写道“‘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 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只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将就此消亡”。记忆对“集体”有构建作用,记忆一旦不存在了,它所构建的那个集体也就不存在了。

集体记忆有三个特征。第一,任何一种集体记忆总是发生在特定的人群范围之内,不可能在无限大的范围中被普遍认同,而且,它还会受到一些群体外力量的抵制或压制。因此,集体记忆也常常被研究者称为共同记忆、公共记忆、群体记忆、团体记忆、记忆斗争等等。作为一个抽象的人群,“集体”或“群体”并不能像个人那样进行一种可以称作为“记忆”的认知心理活动。集体不能回想往事,只有具体的个人才能有这样的思考行为。因此,集体记忆不是由集体来进行的活动,而是个体在集体中的个人活动。参与集体记忆也就是选择加入一个集体,自我认同为这个集体的一个成员。当一个群体有它自己的集体记忆时,外在于它的其他人可以理解和尊重,但却不能真正分享这种集体记忆。

第二,集体记忆中不仅有事实性的认知(发生过什么,如黑五类遭受的歧视、羞辱、压迫和心理创伤),还包括道义性的评价(以任何理由实行的羞辱、歧视、压迫都是不公不义的)。记忆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对阶级斗争的灾难记忆,它从过去得出的当今教训就是,阶级斗争的“合理歧视”和“合理迫害”的是违反人权的,对受益者和受害者都会造成伤害,阶级斗争让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今天害人,明天就被人害(想想刘少奇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再不能允许阶级斗争借尸还魂了。

第三,记忆与历史是不同的,不仅不同,而且还可能是矛盾和冲突的。历史需要由权威来书写(大历史),而记忆是每个人可以自己保存和拥有的(确实不确实是另外一回事)。记忆集体中每个人的个体记忆都可以成为对大历史的最后的抵抗,在思想和言论不自由的制度下尤其如此。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故事的第一部分里,温斯顿只有两个保存个人记忆的办法,一个是偷偷记日记,把日记藏在墙洞里,另一个就是做梦。个人记忆是对真理部历史的最后抵抗,也是非常脆弱的,极容易被扭曲和摧毁。第三部分第二章里,奥布兰恩(O’Brien) 告诉被捕的温斯顿,他犯下的罪行就是拒绝接受党对历史和他个人记忆的控制。经过改造的温斯顿,他连梦都是被支配的,在梦里出现了给他洗脑的奥布兰恩,他在101室里经过了像怀胎一般的9个月的改造,变成了如同一个新生儿的“新人”,像婴儿一样没有记忆,也像婴儿一样毫无反抗的能力。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讨论的基本上都是记忆的问题,这次新版增加的《〈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涉及了“后记忆”的问题。历史灾难过去几十年之后,不同人群对此的记忆就会比刚过去不久要更多样化,也更充满分歧和冲突。这不仅是由于不同的当事个人在历史事件中各自的经历会形成不同的记忆,而且还由于过后几十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与前一两代人之间有代沟,因此产生了“后记忆”与“记忆”的差别。记忆是个人经验性的,而后记忆是一种非个人经验性的记忆,它必须借助叙述,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关系中传承,并借以形成具有再生能力的集体记忆。

“记忆”与“后记忆”的差别和联系可以从我们今天“文革”记忆的一些特征得到说明。许多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或社会中的事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reminiscence bump)。记忆研究发现,人对青少年时期发生的事件有最为持久的记忆;一般人对经受的创伤,尤其是精神创伤,也有特别顽强的记忆。创伤记忆与“教训”有相当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对创伤的顽固记忆可以使人们容易、快捷地回想起造成危险和创伤的事件,而这样的记忆对他们能否存活至关紧要,顽强地记住对生命有危险的事件,包括事件在哪里发生、是什么原因、谁为此负有责任,能增加我们避免在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

这样的个人记忆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形成可以与他人,尤其是与后代人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种群体的,而非个人的长期记忆。心理学家耐舍尔(Ulric Neisser)曾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的“人生叙述”的一部分。另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文革”文学、回忆录、历史记叙等因此成为重要的记忆载体。语义记忆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memory sites), 如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文革”记忆至今未能具备这种语义记忆的条件。

人类在经验的积累中学会将有害的“教训”与有益的“经验”区分开来。“教训”和“经验”都是从历史的过去学习而来的东西。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分别称作为“教训”或“经验”,包含着在现刻当下对历史过去的人或事的评价,这种当下的评价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成为一种联结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无论是把过去的事件看成是一个教训,还是当作一个经验,其中都包含着某种对这个事件的记忆。这个事件的灾难性隐患在哪里?是些什么性质的隐患?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同样取决于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记忆。这种记忆应该不仅是事件经历过者们的个人记忆,而且更应该是整个民族,或至少是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在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过去灾难的共同努力中,集体记忆可以也应该比个人记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后记

 

美国历史学家莉莎·派恩(Lisa Pine)在《希特勒的“国民群体”》(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一书里用“文化革命”来概括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她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 Richard J. Evans)所说的,“希特勒和纳粹所要改变的莫过于德国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场革命首先是文化的,而非社会的。”在纳粹德国,法西斯文化被用作极权政治的添加剂和替代品,使人们一点一点地丧失了正派而正常的生活。因此,记住大屠杀的恐怖岁月不仅应该记住由国家权力指挥的严重罪行,而且应该记住在这样的权力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和道德怎样一天天在浑然不觉中被毒化。

纳粹在德国统治12年,成就的就是这样一场全面的文化革命,纳粹政权的“人民启蒙和宣传部长”戈培尔于1935年6月17日说,“我们希望有一天,没有人再需要谈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变得像人们呼吸空气那样自然!因此,国社主义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它必须被尽心尽力地实行。人民要在内心习惯这样的行为方式,将它化为自己的习惯心态——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国社主义已经养育了新的文化意志,这一文化意志将对我们国家以有机体的形式存在下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戈培尔所设想的极权文化意志确实塑造了整整一代在极权制度中充当顺从国民的普通德国人,而骇人听闻的体制之恶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参与和协助下发生的。

在今天的德国,人们对希特勒的这场“文化革命”及其灾难后果的记忆已经从参与者的第一代过渡到非参与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德国作家彼得·史耐德(Peter Schneider)在《祖父之罪》(“The Sins of the Grandfathers”)一文中指出了德国第三代记忆的一种特征,那就是历史知识与道德判断的脱节。新一代的年轻人对纳粹时期的历史有所了解,但觉得这段过去已经与自己无关。因此,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很能“理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为什么把制度性作恶当作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解”,他们放弃了对纳粹罪恶应有的批判反思。史耐德的文章是1995年发表的,离纳粹垮台正好是50年,他在文章里说,“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少年离希特勒就如同我们在1960年代离威廉二世一样遥远。”威廉二世1918年退位,1941年去世。史耐德出生于1940年。1960年代,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中国的“文革”发生至今也快要50年了,对于十几、二十的青少年来说,“文革”对他们犹如宣统皇帝(1911年退位)对我自己这一代人一样遥远。他们对“文革”不是完全没有“知识”,但知识不等于道德思考,更不等于价值抉择。他们甚至根本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抉择的意愿,以轻浮和玩笑来对待沉重的过去。这是一种比冷淡和沉默更令人担忧的精神疾患。2013年6月6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一群毕业生身着“红卫兵”服装,手拿“红宝书”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这些师范毕业生从年龄上说是“文革”后第二代的子女,可以算是“第三代”了。他们将成为下一代孩子们的教师,他们向这些孩子们传承的将又是怎样的一种文革记忆呢?

我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初衷是提供一些与人道灾难有关的历史知识,并提醒一些与记忆伦理、道德思考和价值抉择有关的问题。这个初衷至今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对“文革”的知识与思考和抉择之间的脱节和错乱却是比我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更严重了。这次再版也许正是一个再次提醒这些问题的机会。除了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之外,这次再版中还增添了三篇文章。《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是我为是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死亡与生还》一书中文译本写的导读,《奥兹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是回顾一场以清算作恶制度中个人罪责,而不是政治报复为目的的审判;《〈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讨论的则是后代记忆中可能发生在私人亲情与公义伦理之间的冲突以及文学对于记忆传承的特殊作用。

 

目录:

 

增订版序言:灾难创伤和集体记忆

 

序言

前言: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第一辑: 政治和存在主义

 

1. 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 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2. 往事和争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3. 抗恶的防线: 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4. 公民政治和文学的阿伦特

5. 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6. 站在极权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7. 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

8.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

9. 存在主义在美国

10.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存在主义政治的分歧

11. 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12.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 回顾捷克现象学

 

第二辑: 记忆和见证

 

13. 为黑夜作见证:威塞尔和他的《夜》

14.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 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15.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16.《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

17.“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18.“罪人日记”的见证

19.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

20.灾难见证和公民运动

21.我也会是艾希曼吗?:电醒世界的社会心理实验

22. 人性-文化-制度:文化决定论和纳粹极权

23.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24.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

25. “施米特热”和国家主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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