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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判断力的“状元”不是有用之才

没有判断力的“状元”不是有用之才

徐 贲

 

读到一篇《山西多名高考状元穿官服骑马游街获"皇帝"敕封》的报道说,7月25日,在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举行了2015年全国高考状元敕封典礼。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山西7省市自治区的10名高考状元在典礼上接受“康熙皇帝”敕封。这些高考状元身穿状元服,肩批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进入皇城相府御书楼广场,“康熙皇帝”敕封他们为“第一甲状元赐进士及第”,每人赏“诏书”一册、人民币10000元,《康熙字典》一函。敕封毕,众状元披红骑马,在陈廷敬府第仪仗队的带领下,由御书楼进入城内,经大学士第、东书房、明清街,举行了盛大的状元游街仪式。随后,又来到陈氏家族当 年的私塾南书院,将自己的头牌亲手挂至屋檐之下,取高屋建瓴、大展宏图之意,供后人仰慕励志。中午,众状元在皇城相府贵宾楼享用了陈家美味独特的“八八状元大宴席”。

21世纪中国社会精神失落,价值彷徨,许多人在文化复古和无厘头怀旧中寻求心理补偿。从求神拜佛、看风水、看相、算命、问卜于“大师”,到诵读《弟子规》、着汉服、效仿科举荣耀,文化民粹主义怪事叠出。“康熙敕封”的奇思怪想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10名高考状元,一些被视为最有知识,将来有望成为国家人才的年轻人,居然津津有味地参与其中。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教育的失败和年轻一代“知识人”的危机。他们虽然学到了不少专门的学科知识,但却欠缺知识人最需要的“判断力”教育。将近100年前,梁启超在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课的《为学与做人》(1922)中就已经强调,年轻学生“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所谓的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 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判断力是一种辨明事请是否合乎常识、常情、常理,是否理智、审慎、合宜的能力,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具体事情作出对错判断和正确行为选择的能力。

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应该是现代知识公民教育,与过去那种卖于帝王家的臣民教育是绝然不同的。受教育多年的“状元们”本该有此常识。被假冒的“康熙皇帝”敕封难道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他们本该对此有所判断。“敕封”不过是皇城相府贵宾楼拿“高考状元”当道具使的广告花招。然而,他们对之浑然不觉,滑稽当有趣,完全没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在他们身上,教育是失败的。

状元游街原本是要显示荣耀,结果反成为众人的笑柄。对这则消息的网评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有病,得治”。这些状元们得的是思考力的软骨病。成为缺乏判断力的考试机器和高分弱智。

年纪轻轻就得了判断力软骨病,就算日后成为专业人士,也非常容易成为缺乏判断力的政治愚民。“判断力”(judgment)是一种实践理性。一是理性,不思考,不思想就无从谈理性。二是行动,思想引导行动,判断是为了做出选择和决定。判断力是通过“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又称“批判思考”)的教育逐渐培养的,这种教育在美国从初中就已开始,在中国的中学教育里几乎是完全缺席的。

对将要成年或已经成年的人来说,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判断力。大人对小孩子说:听话,照做,就不会有错。那是因为小孩缺乏判断力。对成年人不能这样要求。政府不能只是要求民众听话,照做,不能把他们当没有判断力的成人儿童。听话和照做的民众是不会锻炼出自己的判断力的。他们只能永远听由权力的控制和摆布。

美国科学史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说,“如果不学会运用判断力的工具,而只是一味地听从自己的希望,那就撒下了受人摆布的种籽。”也就是说,惟有依靠判断力,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该希望的和可希望的,什么是不该希望的和不可希望的。如果有人对你说,一年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算你再期待实现共产主义,也应该判断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同样,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是康熙皇帝敕封的状元,就算你再得意,也应该判断一下说这个话的用意,岂可随便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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