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有一篇《巡视组：全国5000余名干部陷“人情腐败”》的报道，报道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发现，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收受礼金的问题仍在许多地区和单位存在。自中央八项规定发布，至今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万多个，其中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案发率排名第四，5000余干部因此被处理。

端午、中秋、春节，节假日成了“进贡日”；满月酒、婚丧宴，动辄就随礼成千上万元。中央三令五申下，“人情贪腐”仍屡禁不绝。据称，造成这种腐败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第一，违规办宴的干部“多半手握要权”，第二，“参加宴者往往怀揣目的”，利用节假或婚丧喜庆来贿赂干部。

这样的分析固然不错，但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许多并非“怀揣目的”的人们在这种节骨眼上，也是不能不送礼的，而在这种行为后面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心理学研究的人在群体中的情绪。

一个人因为大家送礼，所以觉得自己也不得不这么做，这是一种随众行为。以色列著名的心理学家本济夫（Aaron Ben-Ze’ev）在《情绪的微妙》（The Subtlety of Emotions）一书中指出，“随众”(conformity)是相对于“异类”（deviation）而言的。这两种不同的行为的心理因素各异，造成的情绪效应也不相同。

人在群体中随众，寻求和获得的是与他人亲近、安全、放松的合群感觉，随众符合人的自然情绪趋势。但是，人在群体中有“异常”行为，成为“异类”，就会在心理上承受焦虑、惊慌、恐惧，乃至于揣揣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人在不随众（有独立行为）时要比在随众时的情绪反应强烈得多，也严重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随众比不随众要容易得多，独立行为要不随大流来得困难。独立行为不仅要求在理智上有所独立判断，而且要在情绪和心理上能克服本能的不合群焦虑。

人天生就是群体动物，不可能总是独来独往或事事独立特行，正如本济夫所说，“人在群，这是对人的情绪生活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作为群体的一员，人在群体中需要与其他成员有相似性，否则便不能“合群”，甚至被排斥在外。本济夫把人所在的“群”分成两种，一种是“交往群体”（social group）,另一种是“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送礼行为在这两种群体中的作用和情绪因素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会属于某些“交往群体”，“交往群体是由那些我们经常有社会联系，也就是我们在交往中比较亲近的人们构成的”。礼物是一种维系人际亲近关系的情谊纽带和链接。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 Mauss)在他的经典著作《礼物》中指出,礼物是一种受义务制约的交换关系,“从理论上说礼物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是按照义务来赠与和回礼的”。这种交换模式的三个阶段(或因素)是“送礼”、“收礼”和“回礼”。礼物交换仅仅在表面上是自愿和无偿的。其实必然带有具约束性的义务。礼物关系的潜规则是,受赠礼物者必须回礼。这种关系是在相对平等的人际关系中进行和维持的。

“参照群体”与“交往群体”不同，它是由“等级关系”构成的。“参照群体”严格规定我们对什么人该保持什么态度，在行为上该遵守什么规范或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参照群体是那个我们想要加入的群体”。因此。参照群体中的礼物关系与交往群体中完全不同。在平等人际关系中的礼物交往是一种约束性的义务，而在参照群体中，礼物则成为在上者对在下者的一种强迫和强制性的要求 ，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进贡”。

“人情腐败”主要发生在“参照群体”而不是“交际群体”的社会关系中。在参照群体里，人处于严格的等级关系结构里，收礼的是“手握要权”的人物，送礼的是他的下属或有求于他的人们。有的人送礼是想利用他，分享他所代表的那种特殊利益，通过他加入到他代表的那个特殊参照群体里去，成为那个“圈子”里的人。还有的人就算不是为了利用他或接近他那个圈子，也还得送礼，因为不送礼会被“手握要权”者视为一种对等级的冒犯。别人都送，唯独你不送，你的异类行为就会被记在账上，日后自有你的好瞧。由此而带来的压力、焦虑、害怕是绝大多数人难以在心理情绪上承受的。

在相对平等的交际群体中，人们处在多种礼物关系之中，并不都是情愿的。人们经常并不真的是情愿送礼，送礼是因为“没有办法”。这种没有办法只是情面上的事，因为不送礼会没有面子，不好意思。但是，在等级分明的参照群体里，送礼是一件因为要避免害怕、焦虑、危险感才没有办法不做是事情。

本济夫指出，“我们在参照群体的地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相比之下，我们在交际群体里的地位是比较稳定和安全的”。也就是说，你在与权力人物的关系中，他期待你送礼，你如果不送，那就可能有远比在普通人际关系中严重得多的危险后果。在一个几乎处处能感觉到权力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不断在威胁人们日常生活安全的状态下，普通人凭生活经验就能充分明白这个由心理学家说出的道理，他们的所谓“人情腐败”也就是一个权力制度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