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被免职，网上有一个《反腐，大快人心》的帖子说，“刚刚获悉，云南省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被免职，反腐力度加深，脚步加快，真是大快人心，在此我恭贺所有贪官，祝你们天天寝食难安，也许是某天早上，晚上或在你们办公室里就被带走调查，祝你们的腐败，违纪早日成功。”像这样的“大快人心”似乎是许多民众对反腐成果的自然反应，问题是，腐败是一件坏事，怎么能因为希望官员倒台，反倒盼望他们多多腐败呢？

这种“大快人心”看起来符合“不腐败”的道德要求，但其实对提升国民的道德素质并无帮助。相反，它只能为已经陷入道德危机的国民性增添一道阴暗的色彩，因为这是一种相当特别的“幸灾乐祸”。

以色列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哲学教授本济夫（Aaron Ben-Zeév）在《情绪的微妙性》(The Subtlety of Emotion)一书中讨论了幸灾乐祸这种人的普遍心理。他讨论的是普通常见的幸灾乐祸，“盼腐败”的幸灾乐祸要比这来得复杂和阴暗。

一般的幸灾乐祸（德语是Schadenfreude，已被英语吸收）发生在有可比性的人们之间，如熟人、同事、邻居、同行人士等等。在社会伦理和人际道德中，幸灾乐祸是一种比“妒嫉”更邪乎的“恶”，妒嫉是不乐意见到别人有好事，而幸灾乐祸则是以别人的祸事为乐。叔本华说，妒嫉虽然不好，但却是人之常情，而以别人的不幸为自己快乐则是魔鬼心肠。他认为，幸灾乐祸是人性中非常接近“残忍”的部分。但是，本济夫认为，叔本华把幸灾乐祸看得太严重了，因为如果不是太乖戾、病态和恶毒，一般的幸灾乐祸不过是一种人之常情。

为了说明一般的幸灾乐祸，本济夫在幸灾乐祸的两大要素——自己的快乐和别人的不幸——之外，考虑了另外三个特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幸灾乐祸者认为遭殃者“活该”，是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才遭到“报应”。支撑这种想法是某种与“正义”或“公正”有关的“罪有应得”观念。澳大利亚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诺曼·费瑟（Norman Feather）在研究中也发现，对高官倒台，民众如果认为罪有应得，便会高兴，如果不觉得罪有应得，便不会高兴。但是，在中国这个存在仇官情结的社会里，任何官员倒台，都会有不少人觉得“大快人心”。这种幸灾乐祸与正义感便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一般人并不觉得反腐是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正义扭转，虽然贪官的钱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但退还或收回的赃款并不会装进他们的腰包，反腐的正义概念因离他们太遥远而变得无关。

第二个因素是，幸灾乐祸所高兴的“祸”并不是太严重。如果祸太严重（如残废、死亡、家破人亡），一般人就“乐祸”不起来，幸灾乐祸就会转化为“怜悯”（虽然未必是感同身受的“同情”）。这是因为，幸灾乐祸不同于诅咒。一般人如果庆幸别人像死亡这样的大灾祸，会在心里产生内疚，自己看不起自己，这种良心不安引起的痛苦会超过从别人灾祸中得到的快乐。但是，如果人们觉得一个人（如希特勒、日本战犯）罪恶很大，那么对他的死亡仍然会觉得高兴。对美国911事件，有的中国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是因为觉得美国人罪有应得，有的中国人认为不该对这样的人道灾难幸灾乐祸，是因为觉得这会降低中国人自己的道德品格。

第三个因素是，幸灾乐祸者自己并没有造成遭殃者的灾祸，因此，无论遭殃者的祸有多么严重，乐祸者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如果乐祸者的手不干净，那他自己就成了加害者。因此，幸灾乐祸与落井下石，或者在别人不该发生的灾祸发生时掘泥扬波、助纣为虐是不同的。

中国人对贪官倒台的幸灾乐祸与一般的幸灾乐祸有所不同。首先，老百姓与贪官并没有平行的可比性，一者在上，一者在下。因此这种幸灾乐祸中有更多的“羡慕嫉妒恨”。其次，一般人为贪官倒台感到“大快人心”，恐怕不会有谁会觉得有什么良心不安。贪官倒台归倒台，总还没有到要送命或家败人亡的地步，所以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灾祸。再者，许多民众对贪官恨不得自己能动手除掉，只是没有机会和办法罢了，谈不上手干净不干净。与所有的幸灾乐祸一样，对贪官的幸灾乐祸毕竟是一种阴暗心理。人们幸灾乐祸，不是因为心术不正、人格卑鄙，而是因为坏官祸害百姓，民众无可奈何，除了希望他撞在反腐的枪口上，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关于别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2003）一书中讨论了一些人的不幸与痛苦对另外一些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其中就有关于战争的照片或图像报道。她指出，生动的图像会使有些人厌恶和痛恨战争，加入反战的行列。但是，有的人却只是从这些图像得到好奇心的满足，他们是幸灾乐祸的旁观者。前一种人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后一种人只要战争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并不在乎发生战争，甚至希望发生战争。我们对腐败应该有的是第一种而不是第二种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