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兽医流行病学之父的卡尔文·施瓦伯（Calvin Schwabe）在他的《不可说的厨艺》（Unmentionable Cuisine, 1979）一书里描述了一种瑞士人制作狗肉美食（gedörrtes Hundefleisch）的方法，狗肉风干后切成几乎像纸一样的薄片，还有一种熏狗肉（Hundeschinken），这些都是瑞士人喜爱的。尽管狗肉美食也许是瑞士的民间传统，但是，瑞士法律规定，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狗肉是违法的。在美国加州，如果渔民捕到鲨鱼而又愿意做鱼翅汤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鱼翅买卖和饭店里出售鱼翅汤都是法律所禁止的。

政府不能规定人民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因为这是每个人自己的私事。但是，政府可以，也应该对有关食品的商业作出规定，因为这是公共事务，与公共健康或社会伦理有关。对商业立法，规定有关的公共法规条例，这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广西玉林狗肉之争的一个特点是双方并不清楚争论的究竟是什么——是应不应该吃狗肉呢？还是应不应该在熟肉店、饭店或别的地方做狗肉的市场交易。如果我们把狗肉之争明确为市场交易的公共问题，而不只是个别人的私自嗜好，那么就应该同时提出政府职能和公共说理的问题。

吃狗肉的历史习惯并不只是中国才有，别的国家也有。韩国人喜爱狗肉是出了名的，有人统计，韩国狗肉业每年消费250万条狗（10万吨狗肉，基本上都是专门饲养的“肉狗”），6000家餐馆有狗肉营业，吃狗肉的人占韩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主要是中老年人）。但是，韩国政府不支持吃狗肉，要求狗肉馆撤离繁华地段和路边，迁移到隐秘的胡同和巷子。民间反对吃狗肉的舆论力量也非常强大。尽管执法并不严格，但狗肉的食品商业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在吃狗肉传统很强的韩国，不吃狗肉是一个新观念。一般来说，传统的力量越强，推行新观念的法规就越可能得不到严格执行，这并不奇怪。重要的是，法规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的共识，一旦新共识存在，就会对传统行为有约束和限制的作用。

广西玉林人吃狗肉的传统习惯似乎与韩国比较相似。新观念也许不能一下子改变旧传统，但是，新观念可以成为新法规和社会新共识的先导。这次大规模的狗肉之争可以成为一个公共讨论的契机，让国人由此对吃狗肉，乃至对其他一些传统饮食习惯（“舌尖上的中国”所夸耀的那种“能动的都是肉”）有新的认识。这样的讨论应该是理性的公共说理，它首先需要明确地了解，公共说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支持和反对吃狗肉的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因此也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说理。但是，双方说理的目的似乎都是为了要压倒对方，证明自己立场正确和对方立场错误。他们立场对立，难以化解，以至于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动用暴力、欺骗等不法手段。

其实，公共说理经常不能得到一方完全说服或压倒对方的成功结果。情况正好相反，双方在说理的过程中往往会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结果错全在对方。公共说理的结果经常必须在公共仲裁或决议程序制度中产生，如公民投票、法庭判决、公民陪审、议事会表决等等。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这一结果的公开和程序公正，使双方都能接受（虽然未必真正口服心服），如果一方拒绝接受这个结果，则可以通过上诉来再议。

公共说理本身并不是为了一定要争出个我对你错、我是你非的结果，它有三种基本的目的，那就是探究、说服和协商。

探究（inquiry）也称“发现”（discovery），这个目标是对事情形成看法、发现各方看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双方不同看法的理由，并由此寻找真实而全面的知识。探究的发现可能是阶段性的结果，所以还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究，人们把这种阶段性结果称为“确信”（conviction）——一种经过研究、思考、讨论后得出的信念。例如，讨论吃狗肉可以发现，狗肉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一直被当作一种食物，连最把狗当成心爱宠物的美国人也不例外。例如，1803–1806年，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探险队就吃狗肉，有的狗是他们自己养的，有的是从印第安人那里买来的。 吃不吃狗肉并不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分标志。但是，是否有动物保护意识却是当代文明的一项重要成就，而不吃狗肉比吃狗肉更接近或具有这种文明意识，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说服（persuasion）是用自己经过思考获得的信念去影响别人。说服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影响效果，经常是，无论一方如何说服，另一方仍然持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信念。这时候，说理的目标便会转化为“协商”（negotiation）。如果协商是为了在不同意见者之间能达成某种共识，有所共同行动，则又称“审议”（deliberation）。例如，爱狗者可以告诉吃狗肉的人，狗不只是“动物”，而且更是人的“朋友”，以朋友看待狗，就需要像朋友那样对待它，吃狗因此也就成为一件有损于人的待友之道的坏事。如果这样仍然不能说服对方，那么就可以协商，是否可以只吃专门饲养的“肉狗”（如鸡、猪、牛、羊），而不是所有的狗，尤其是宠物狗（当然需要通过讨论，取得如何界定的共识）。

协商中有一种特别强调“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的说理，称为“罗杰斯说理”，得名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1902-1987）。罗杰斯是美国心理学“人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健康的社会必须要有合作型的人际关系，而说理则应当从已有的共识基础出发，无论不同意见者看上去多么分歧、对立，其实都是找到共识，相互听取意见的。吃狗肉问题争论的双方看上去水火不容，相互对立仇视，其实他们的不同观点并不是没有共识基础的。例如，第一，双方都认为狗是有生命的动物，不该无视狗的生命价值。第二，就算为吃狗肉而杀狗，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也要尽可能用人道的方式宰杀，更不能虐待狗。第三，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应该有助于提升人的幸福和道德观念，吃狗肉有利人的健康，不吃狗肉有利于提升人的人道观念，这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

像这样先找到和认清共识基础，它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双方的成见和敌意，使说理对话能朝相互了解的方向发展下去。这样说理，它的原则是先谈共识，后谈分歧。说理不是为了争辩谁对谁错，也不是为了压制对方，而是为了通过合作性的交谈，取得双方都能觉得合理的共识。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说理都能马上取得理想的结果，但是，只要它能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争论的问题，就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