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演员刘佩琦表示，精英们就应该多生，“姚明、李娜、刘翔、张艺谋、陈凯歌等，那些精英们，包括其他领域的精英们，我觉着应该让他们多生一点儿，当然国家宪法不允许，法律是平等的，我说话也不算数，但我从心底里觉得各路精英应该多生一两个，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我们现在太缺乏人才了。”

从公共说理的分析模式来看，刘佩琦的说理结构，包括他对自己的说理（心里想法的结论与理由）并不复杂，它包括一个“结论”（应该允许张艺谋超生），“理由”（因为他是精英）。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假设，也叫“中介保证”（warrant），那就是，应该让精英多生孩子。此外，中介保证还有一个“支持”（backing），那就是，精英多生孩子对提高中华民族（全社会）素质有好处。

他的中介保证和支持中包含了一个他所依据的“价值原则”，那就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这样特定的“社会利益”是凌驾于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之上的。

不同意刘佩琦说法的人们可以从哪个或哪些环节上反驳他呢？从对这则新闻的网友反馈来看，反驳并没有针对他“理由”，因为大家都同意张是一位“精英”。当然，更细致一些的读者会要求刘佩琦提供一个关于“精英”的定义（修辞理论称definition），并证明张符合这个定义设下的标准（quality），这里姑且不论。

反对的看法全都集中在刘佩琦的中介保证上，也就是说，不同意精英应该在生育上有特权。他们的质疑分别针对保证本身和对保证的支持。对保证本身的质疑是，你说精英应当有多生孩子的特权，先不说这个特权对不对，精英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决定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精英里头会不会还有更精英的，所以应该有更多特权？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发言权？谁来决定普通人有没有发言权？

保证的支持也引起质疑，依据的是一个与刘佩琦所不同的价值原则，那就是，特权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刘佩琦认为“中华民族素质”高于社会公正的“平等”原则。质疑者们会问，罔顾平等原则的中华民族有什么素质可言？尊重平等难道不是素质？这种素质难道不比多几个会演戏、能跑善跳的个人来得更重要？

在刘佩琦的说理中还有一个假设：精英生精英，草民育草民。反对者会说，这种翻版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并没有事实或科学的根据，不过是一个谎言。用谎言来说理，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

在公共说理中，如果不同观点的双方对“事实”（如张是精英）基本上没有分歧，那么，分歧往往便是发生在价值原则上的。说理中的价值原则不单单属于个人，而是取决于群体传统、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共识。在当今中国，赞成公民权利平等的人要远超过赞成精英权利特殊的。正是由于存在公民权利平等的共识，在争辩时，主张精英特权的一方比另一方需要提供更多的说理支持，因此成为一种“逆向说理”。

逆向说理是一种在价值原则上不符合现有社会共识的说理，逆向说理并不因为“逆向”而一定错误，但却是一种比“非逆向”困难的“反论”。在不同的国家里，社会共识（“非逆向价值观”）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公民平等和自由权利在美国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法治权威支持，如果政府制定与此违背的政策，那就是违宪，很难设想这样的政策会在国会通过。在中国，平等和自由目前主要还只是公民常识或部分民间共识，这种来自时代觉悟和文化教育的价值观由于缺乏法治权威的有力支持而倍显脆弱。维护特权的政策（如不同人等的退休、福利待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制定出来。制定者虽然理亏，但照样可以我行我素。由于逆向说理的困难，他们几乎从来不对此公开说理。

刘佩琦主张精英超生，逆向的性质比较明显，这是因为，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关于人人平等的公民常识。然而，也有的逆向说法由于公民常识欠缺的缘故（或无法公开表述），而并不充分显现其逆向的性质，但辩论的难易和是否有说服力还是可以比较出来的。例如，有理论人士要证明，宪政不利于中国、军队不应该国家化、中国存在一个比公民社会优越的“人民社会”，但是，比起证明宪政有利于中国、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人民真正的自治和自理来，这些理论人士的证明要困难得多。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人士所做的乃是逆向说理，他们的逆向说理会不会比刘佩琦更成功，那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