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在伦敦即将举行的2012年奥运会临近，国内媒体已经开始预测中国的金牌数量和与别国相比的金牌排名。在这一预测中，中国金牌数量和排名的竞争对手首先便是美国，有新闻网发出预测，称“伦敦奥运中国有望夺37金再压美国”。“金牌”有意无意地成为中美之间较量“谁比谁强”的象征。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奥运可能再次成为一些人宣泄民族主义激情的诱因。

民族主义本不应该是奥运所激发的一种情绪。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希腊诸城邦之间出现了一些泛希腊主义的节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完全不同的，甚至常常敌对的各城邦的希腊人都聚集在一起。在古希腊人那里，奥运帮助他们打破实际存在的“部落主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身份意识。

不幸的是，现代奥运却反倒一直无法摆脱来自民族主义和体育国家政治化的困扰，最让人们深刻难忘的例子便是1936 年在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在冷战时期，“金牌”被一些国家用作与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和显示某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工具，使得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奥运不止一次成为分裂而不是融合世界的运动会。体育国家政治化使得奥运发生了不仅可悲而且有害的异化。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Leviathan)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个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竞赛”中的角色。

法国传媒研究专家戴扬(Daniel Dayan)指出，“竞赛”，尤其是体育竞赛有一种双重机制，让观众同时扮演两种实际上相互矛盾的角色。一个是“党派”的角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粉丝”，对竞赛中的一方有强烈的喜爱、同情、偏好或偏袒。另一个是“裁判”角色，要求竞赛有公平的规则，反对在场的裁判人员受情绪影响，偏袒竞赛的某一方。

党派和裁判这两个角色都是合理的，并不相互排斥。体育竞赛并不要求观众作所谓“客观冷静”的“观赏”，在“粉丝”情绪的作用下，观众支持家乡队，表现出忠诚，或者对某一队有好感，希望它能够胜利，这本身就是观看体育竞赛的自然心理和乐趣之一。然而，这种偏爱或忠诚应该受到“裁判”意识的节制，否则就会无视竞赛的公平规则，或者在观看比赛时只是关注谁输谁赢，因而失去欣赏比赛美妙的心情。

在党派和裁判这两个角色中，包含着两种具有不同标准的选择。党派角色选择的是排他的标准，有时候近于盲目，任何比赛，都只希望我喜欢的那一队能赢。裁判角色选择的是普遍的标准，它是公正批评的，而不是盲目偏袒的：“观众被请来当批评家，参考规则的智慧和审美来评价不仅是胜利，而是比赛本身。”一般来说，在没有“我们队”参加竞赛中，人们比较更能够扮演好裁判的角色，例如，在眼下进行的世界杯足球比赛中，中国观众并不一定是任何一个亚洲队的粉丝，这使他们反倒能更好地欣赏每次足球比赛。

体育竞赛对公共政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学会如何平衡和协调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常会扮演的党派和裁判角色。例如，在美国，人们一般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倾向，在竞选时积极投入，希望自己这一方能得到胜利。这是党派的角色在起作用。但是，公民们尊重公平法治的精神，不希望为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牺牲民主竞争的普遍规则。“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企图把国会对他的听证说成是“党派竞争”，煽动党派角色情绪，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公众并没有站在尼克松一边，他们的裁判角色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

打破金牌心结和由此引发的与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也许是扮演好竞赛观众角色的第一步。在今天的世界里，要设想或期待一个完全去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奥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尽量消除以我为中心，避免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竞赛或竞争，这却是办得到的。扮演好这种竞赛观众角色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好类似的角色能产生好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训练作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在体育之外的教育和收获，其实可以成为奥运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贡献。比起金牌来，这不是更令人期待吗？